赵守琴：小耳畸形跨界手术的中国标杆
2018-09-02
作者：孙亚南
她，专攻发病率在万分之一的小耳畸形；
她，从医30多年已收治3000多个罕见病例；
她，在继承的同期手术基础上，开展跨学科同台手术，将原本必需的4次手术减至2次，更是将治疗期从2年缩至6个月；
她，两次改进治疗方案，引用矫治器实现无创矫治，在国内率先开展骨桥植入、振动声桥植入手术；
她，就是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赵守琴。时至今日，她经常自豪地说：“在小耳畸形领域，我们团队的水平与世界同步，甚至从手术次数上说，我们是领先的！”
"飞行员开火车”——
同期同台手术，独一份
飒爽的短发、直来直去的话语配合爽朗的笑声，赵守琴总是给人大大咧咧、平易近人的印象。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赵守琴就像换了个人，什么都得精打细算地“算计”一番。
手术时间要“算计”。一台耳廓再造一期手术，赵守琴每个步骤都要“算计”。只见她一边开耳道，一边安排其他大夫同步取肋软骨，等取完肋软骨正好可以交给她来再造耳廓，时间拿捏得非常准。
物料要“算计”。手术时，她的器械台上工具可以用精简得不能再精简来形容，经常都是一物多用：吸引器头可以用来当“笔”，沾着医用染料画切口线；注射器的针头用来当“图钉”，雕刻耳廓支架时用来固定肋软骨……“虽然也有专门的工具，但是病人要额外花钱，手术台上这些工具完全能替代，能省则省嘛！”说到这里，她会心一笑。
每台手术的过程都要精打细算，那从结果来看能不能减少一次手术次数，让患者少挨一刀、少掏一笔医药费呢？答案是肯定的，她也做到了。
“孩子右侧小耳畸形外耳道骨性闭锁，内耳正常。虽然能听到一点，但就像高度近视的人摘了眼镜一样，肯定是不够用的。要想听得更好，这种情况一般在耳廓再造的基础上，还要做听力重建。”这天，一位小耳畸形的男孩来看赵守琴的门诊。
经过预诊、问诊，她给出的手术建议是在同仁医院以“直埋法”做耳廓再造和听力重建“同期手术”。
这种同期手术是用来治疗小耳畸形的，这种病又叫先天性外中耳畸形，发病率在万分之1~1.4，患者在接受手术时既要进行耳廓再造，又需重建听力，也就是有耳显微外科和整形外科两个科室的活儿。
事实上，让整形外科医生做耳廓再造不难，让耳科医生做听力重建也不算太难，难的是两者由同一位医生完成。这就好比让飞行员开火车，同样都是驾驶，但完全是两个领域。因此，截至目前，赵守琴和她的团队是全国唯一能做耳廓再造和听力重建同期手术的团队。
在有这种同期手术之前，用直埋法做耳廓再造，整形外科共需要分两期完成：第一期将耳廓支架埋入耳廓所在位置的皮瓣下，第二期手术将“趴”在耳后的耳廓“立”起来。待到耳廓再造完成以后，患者再到耳科医生那里做听力重建手术，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开三次刀。
有了同期手术，赵守琴可在第一期“埋耳”的同时完成听力重建，第二期再“立耳”即可，省了一期手术的麻烦。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少遭罪！”谈及这番“算计”，赵守琴掷地有声。“其实，做这种小耳畸形同期手术的构想，最初是我老师的‘原创’。而我是得自老师的真传。”
上世纪80年代初，同仁医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两个学科的手术合作，“当时，整形医院宋业光教授想借机会交流学习一下学做耳显微手术，没成想反而是同仁医院的冷同嘉教授把耳再造的整形外科技术学了过来。”赵守琴介绍说。此后，冷同嘉教授在全国率先开始做耳廓再造和听力重建同期手术，这个“二合一”的绝技由赵守琴主任又传承了下来。
术业有专攻，在她的“算计”中，双侧小耳畸形的治疗只有耳科和整形外科联合，才能找到更优化的治疗方案。当知道已经合作多年的整形外科医院章庆国主任开始做双耳同期耳廓再造，她知道机会来了。
2017年2月，赵守琴主任与章庆国主任同台实施耳廓再造二期和骨桥植入同期手术（此前，这位8岁的双侧小耳畸形的女孩已经在章庆国教授那里接受了双侧的耳廓再造一期手术）。正是这次的“同台”，让这个小女孩在前后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从无声世界踏入有声世界，而且对双侧耳廓外观和听力都很满意。
“同期同台手术需要做两期，第一期由章庆国主任做双耳耳廓再造，第二期我们同台边做‘立耳’边做单侧听力重建，前后顶多用半年时间。”说起被拿下的又一难关，赵守琴的脸上难掩笑意。
将双侧小耳畸形必需的手术次数从至少4次手术减至2次，两年的手术间隔变成至多6个月，赵守琴的同台同期手术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国外整形医生也会和耳科医生合作，但他们都没有同台手术，都是整形医生做完交由耳科医生来做。所以在小耳畸形领域我们现在和世界水平几乎是同步的，甚至从手术次数上说我们是领先的！”
“自砸饭碗也要干”——
挑战复杂中的复杂
作为耳科医生，相较于中耳炎、耳硬化症等常见病，赵守琴更倾向于攻坚克难，即使在攻克难关时“自砸饭碗”她表示也在所不惜。
在2016年以前，小耳畸形只能通过耳廓再造和听力重建来治疗。但这是种先天性疾病，患儿一出生就伴着“与众不同”。而由于孩子们的体格发育达不到整形标准，传统的手术只能等到6岁以后进行。
当看到门诊上源源不断的耳畸形患儿，尤其是面对那些听力没有异常、仅仅是外观形态存有畸形的患儿时，赵守琴常常在想：那么小的孩子难道非要挨上一刀吗？直到她遇到了国外的一个耳畸形矫治器并“一见钟情”。
“我一看到资料就觉得这个东西好，有了它，那些招风耳、杯状耳、隐耳就不用手术了，而且这个技术难度并不大，很好操作。”时隔两年，说到这段往事赵守琴的眼神仍熠熠闪光。2016年春天，当这个产品一经引入国内，她便第一个在门诊上进行了试用，经过观察效果特别好。在赵守琴看来，无创矫治正是她一直在找寻的治疗耳畸形缺失的那块“拼图”。
但兴奋过后她面对的是推广难——不认可、不知情，“当时就连了解这种技术的医生都寥寥无几”。
曾经有一位妈妈抱着刚出生两三个月的小耳畸形宝宝来到赵守琴的门诊上。当听说了无创矫治器后，这位新手妈妈竟然激动地嚎啕大哭，同时也说出自己的抱怨。“那个妈妈跟我说她其实就是在同仁医院生的孩子，要是早知道有这个方法，何苦从月子里就抱着孩子四处求医呢？”
而家长的不放心，则是当时摆在赵守琴面前的另一道坎。“一开始家长都不相信这个小东西能治好孩子的耳朵，还有人觉得这是商业操作。”这些事桩桩件件，让赵守琴意识到科普宣传的必要性。自此，“逼”着学生写论文发表，亲自向妇产科、儿科医生“洗耳”。今年9月份，她还将针对全市各级医院的儿科、妇产科开培训班，让更多基层医生了解并掌握这门技术。
说到这里，赵守琴面带无奈，但眼神中透着坚定。“效果是最好的证据，随着第一批无创矫治患儿效果的显现，越来越多地家长信任这项技术，并主动找来咨询。”到现在两年多过去了，赵守琴已通过无创矫治让300多个患儿“少挨一刀”。
在别人眼中，赵守琴这种借助个小器具就能治病的法子属于“自砸饭碗”，纷纷开起玩笑：“如果都佩戴矫治器，你以后不就没有手术可做了吗？”每每听到这些，她回答得倒也干脆：“不管什么技术，只要能让这些孩子少挨一刀，就是好技术。如果所有孩子都能矫治，我宁可失业也乐意。”
随着越来越多的患儿来做无创矫治，她每周二的门诊都要专门为这些新生儿小患者们设立一个专区。问及原因，赵守琴眯起眼睛笑笑：“如果和普通患者一起就诊会过于吵闹，而且也增加了新生儿感染的风险。专辟出一块地方，还能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家长一个交流的场所。”
赵守琴的门诊上，经常会有刚出生没多久的新生儿前来寻求治疗
挑战新生儿无创矫治后，勇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赵守琴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主阵地——听力重建。
上世纪，在人工听觉植入引进国内之前，小耳畸形的听力重建手术只有一种方式——外耳道成型-鼓室成形术，即“开耳道”。但对于很多畸形相对比较严重或双侧畸形的孩子来说，这种方式短期效果虽然还好，但难以维持长久。
赵守琴介绍，在人工听觉植入引进之后，在植入方式的选择上，他们一向以“恢复气导听力（振动声桥植入）为主，使用骨导听力（骨桥植入）为辅”。
原因是振动声桥植入这种听力重建的方法，更接近生理状态下的听觉传导方式，患者听到的声音会更加真实、自然。
“在找到赵主任之前，我们本来是考虑植入骨桥，因为没听过振动声桥。但赵主任看过CT后，建议我们孩子右侧耳朵开耳道，有镫骨的左侧进行振动声桥植入。”术后两年多的双侧小耳畸形女孩的父亲回忆道。
听从了赵守琴的建议，女孩做了振动声桥植入。
“我记得术后声桥开机当天，女儿说声音好大，很清楚。其实，周围说话的声音基本就是我们正常交流的声音大小。”看到女儿的反应，父亲发自内心地感激，“我很庆幸我的女儿能遇上赵主任，正是听了她的建议，女儿才能像现在这样恢复和正常人一样的听力”。
2010年，同仁医院赵守琴团队在全国第一批开展先天性外中耳畸形的振动声桥植入手术。但八年过去了，这项技术直到今天全国仍然只有同仁等少数几家医院能开展。原因在于振动声桥植入手术对术者的手术技巧要求极高，而耳畸形的振动声桥植入更是难上加难。需要在畸形的解剖标志之间找寻隐藏在闭锁板之下的听骨，并且将米粒大小的振动子精准地连接在听骨上。这一气导传递声音的路径，手术难度极大。而且小耳畸形的患者往往伴随面部神经畸形，所以一般耳科医生轻易不敢挑战。
明知路难，偏向难路。近几年，高难度的三级、四级手术能占到赵守琴每年总手数量的90%以上，连续多年排在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榜首。而她做的最多的耳廓再造和听力重建术同期手术，更是被耳科视为“耳显微外科和耳整形外科医生手术水平的标杆”的双料四级手术。问及原因，她想了想回答：“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医生害怕担风险，只想做简单的手术，他就绝对成不了一个好医生，好医生就是要有这份担当！”
“医生不是万能的”——
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赵守琴曾收治过一个极端病例：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耳周乃至颈部遍布瘢痕，来的时候有些地方还在冒脓水。病人自述在当地医院被当做鳃裂瘘管，先后做了三十多次引流手术。
“从一个小孩子，生生治到了成年，这得是受了多少罪呀！”赵守琴只是经过基本的查体就做出了初步诊断：患者是由于先天性外耳道狭窄伴胆脂瘤从而形成了颈部窦道。
CT结果出来后，果然印证了她的推测。随即，经过对症的耳道畸形、胆脂瘤的手术治疗，病人很快就痊愈出院高高兴兴回家了。
在和赵守琴的交谈中，提到成长经历她最常说的就是“我很幸运”。无疑，从医以来的她是幸运的。
师承冷同嘉、郭继周、戴海江三位耳畸形知名专家、教授，她得到三位老师手把手的嫡传，集多位大主任之所长，成为耳廓再造和听力重建同期手术嫡传大弟子。
当上耳科医生之前，考虑到自己性格风风火火，赵守琴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干需要特别精细的耳科。在赵守琴还没意识到自己是天生的耳科医生之前，戴海江教授、赵啸天教授已经看到她身上的天赋。
“当时其实我耳科技术什么都不会，是戴主任和赵主任看好我，觉得我手指纤长，踏实厚道，勤快肯干，学习成绩又好，是个做耳科的‘好材料’。有了老师们的认可，我才下定决心选了耳科。”
运气来源于实力，进了耳科的大门，赵守琴的过目不忘则成了这位临床大夫迅速成长的另一个有力的支撑。据她回忆，患者的各种检查单、报告只要看过一次就全都能记住。说起这项技能，还曾经造成过误会。“记得进科室第一年，主任查房时看别人都在拼命做笔记，就我没有拿个本子记，还把我批评了一顿。其实我从病房转一圈出来，哪个床的病人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病情如何、手术中什么情况，我全都记在脑子里了，根本不用动笔。”在大家了解她这项技能之后，她在科里获得了“人形电脑”的称号。
正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能在定科室四年后就试着独立做耳廓再造和听力重建同期手术这种难度最大的四级手术，自然也离不开她自身的努力。
选择耳科之初，赵守琴算是起步比较晚的，而且耳科又以培养人才特别耗费时间著称，这个时候的赵守琴心里说不着急那是假的。当时她刚休完产假不久，为了兼顾工作和照顾女儿，她一度带着年幼的女儿在医院值夜班。
“记得那期间孩子生病了，我就把她带到医院来输液，陪着我值夜班。”赵守琴回忆时像是在讲别人家的事，“后来，我们一家人干脆都住在了医院的值班室，白天爷爷来带女儿去输液，晚上就回值班室住”。
天生自带“绝技”，再加上后天努力，赵守琴的“医路”还算顺畅。2002年，她作为当时同仁医院最年轻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开始招收研究生，至今已经发展成颇具规模的二三十号人的团队。对于学生，她最看重的还是人品与态度，“一是要勤学多问，二是要踏实厚道”。
在赵守琴的带领下，她的学生团队和诊疗团队也是同仁医院耳科响当当的招牌，主攻各种传导性耳聋、感音神经性的听觉植入手术（振动声桥、骨桥、人工耳蜗、BAHA等）以及外、中耳畸形的外科治疗，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先天性外中耳畸形的外科治疗”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人工中耳的应用基础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患者家属眼中和学生眼中的赵守琴有很大的反差。生活中的赵守琴是个“马大哈”：“老师的饭卡都不知道丢了多少次了；出门诊时，如果我们不给她准备水杯她真的会忘记喝水。自己的事情，她从来不上心。”老师的“马虎”，让身为学生的王丹妮很无奈。
但只要说到工作，赵守琴就立马“眼放光芒”，聊起来没完。这种“忘我”，让她成为患者及家属心中最坚实的依靠。“我很庆幸孩子能遇到赵主任，她把什么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听她的建议准没错。”一位家长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医生档案
赵守琴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
兵器谱认证
先天性外中耳畸形的各型听力重建（外耳道成型-鼓室成形术，振动声桥植入，骨桥植入），和整形等外科治疗；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人工耳蜗植入；耳硬化症，中耳炎及胆脂瘤手术治疗。
门诊时间
周一上午（东区特需门诊）
周四上午（西区专家门诊）
专家简介
长期从事于先天性外中耳畸形的听力重建和整形；耳硬化症；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的外科治疗及病因学研究；各种类型耳聋的听觉植入；分泌性中耳炎的病因学研究；其中“先天性外中耳的外科治疗”曾获得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二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人工中耳的应用基础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
担任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职业卫生机构资质审定专家，中华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专业会耳力学与中耳植入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整形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人工听觉分会常委，北京市东城区医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委，《中国耳鼻喉头颈外科杂志》编委，《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编委，《Journal of Otology》编委，《The Laryngoscope》编审。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著7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