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离我们很近。一项调查显示,全球65%的成年人每周都会有不同部位的疼痛感。
疼痛,似乎又离我们很远。在我国超过1亿的慢性疼痛患者中,90%的患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
作为我国疼痛医学发展的见证和推动者之一,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全国疼痛诊疗研究中心主任樊碧发已经在临床一线与慢性疼痛“奋战”了将近30年。
在他的带领下,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也从初出茅庐发展成为国内最大、技术最全、疼痛治疗手段最丰富的疼痛科室,设立在此的全国疼痛诊疗研究中心更是目前我国疼痛诊疗与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机构。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漠视疼痛,帮助更多慢性疼痛的患者解除痛苦,也是疼痛科医生应尽的职责”樊碧发说道。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诊室,位于院区最北侧,来到这里的患者候诊时,经常会发出难以抑制的痛苦的呻吟声。
利索的发型、古铜色的镜架,夹带有浓重山西腔的普通话,令樊碧发与患者间没有丝毫的距离感。问诊时,专业以外,他会更注重对患者的“心理按摩” —— “放松”、“配合”、“不纠结”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关键词。
“神经就是一根根的,骨质增生会压迫神经、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对神经有损伤,就像咱们拔萝卜一样,萝卜是好的,但是须子被扯坏了,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面对一位年过八旬的患者,樊碧发微笑着向其解释病情。
多年来,樊碧发见过太多的串科室、串医院的疼痛患者,他们拿着厚厚的一摞病历往返奔波,时常抱怨:钱花了,罪受了,别说治病了,连个说法都没有。“疼痛是对生活影响最大的感受,如果没有专门的学问去研究的话,这是对医疗照护的不足。”
在樊碧发教授眼中,疼痛学科是需要充满温情的学科,在治疗的同时,给患者和家人予以人文关怀,“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有位老年患者,从北到南一共就诊过全国44家三甲医院,最后终于在樊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 不仅从神经病理性疼痛倒推出致病原因,更是通过疼痛起搏器的植入,缓解了痛苦。“并非是说其他医院诊疗技术不好,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从疼痛学的角度,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疼痛科患者多为慢性疼痛,部分患者还罹患晚期癌痛,由于常年病痛的折磨,伴发抑郁、焦虑者不在少数。樊碧发身为科室主任,临床和行政任务虽然繁重,但他每天坚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对重点患者“心理查房”,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他常说:“患者是活生生的人,也有七情六欲。医生医病不仅要走身,更要走心。”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大大小小的疼痛。如今,疼痛已被现代医学列为继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正是大量的慢性顽固性的疼痛患者需求,使得疼痛科应运而生。
曾经有位年轻的患者小刘,只因在搬运货物时左脚扭了一下,便被电击、针扎式的疼痛纠缠了5年,不能坐也不能站,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几年间,备受痛苦的他走访了大大小小十几家医院、经历多次检查,花费数万费用,却仍无法找到疼痛背后的元凶。疼痛的折磨也令原本性格温和的他变得日趋暴躁。“实在不行我就截肢算了,起码可以不疼。”被痛苦折磨许久的小刘,甚至产生了过激的想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刘知道了中日友好医院的疼痛科,在得知这里是全国疼痛诊疗研究中心之后,他和家人来到北京,找到樊教授求助。
根据小刘的临床症状,樊碧发对小刘进行了热成像、划痕实验、骨密度等一系列的检查,而当结果显示:血液循环不畅、血管萎缩、局部皮肤营养不良、骨质疏松,再加上持续出现的疼痛汇集在一起时,樊碧发迅速有了大致的判断 —— 这种神秘的顽固性疼痛,应该和交感神经病变密切相关。
果然,通过“交感神经松解术”的检查结果证明,樊碧发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导致小刘痛苦的根源,就是数年前打篮球时脚踝的一次受伤没有得到彻底的治疗而埋下了隐患。而这次工作时的再次扭伤,则成为诱发终极疼痛的催化剂。
困扰小刘五年的噩梦,终于找到了答案,在接受了“交感神经松解术”的治疗之后,小刘的疼痛得到了大大的缓解。
“当我们检查血管、神经、甚至关节都没有明显的病变的时候,就要考虑这可能是一个疼痛学科的疾病了。如果小刘最初能及时去疼痛科检查的话,病情也不会发展到这样复杂难治。”樊碧发说道。
现代研究发现,慢性疼痛会导致人体系统功能失调,免疫力抵抗力降低,植物神经紊乱,严重时还可导致“中枢敏化”。“也就是俗话说的‘把脑子疼坏了’,脑组织发生了病变,即使没有外在刺激,也会感觉疼痛难耐,或耐痛力下降。”樊碧发如是说,“比如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皮疹已经消除,皮损也已愈合,面对这些患者遗留下来的的疼痛问题,疼痛科责无旁贷。”
每个学科都会面对疼痛患者,谈及疼痛科的特色,樊碧发笑言,疼痛科并非跟其他科室“抢饭碗”,只是弥补不足 —— 比如有一部分患者他们有外科适应证却不愿意在外科手术,希望能有其他创伤小的替代疗法。或者也有患者不宜或不能再行手术,就应由疼痛科来治疗,“疼痛科使得患者除了开刀、吃药,还有了第三种选择。”
“医疗序列中有了疼痛科,对患者最大的好处就是,告诉他们疼痛应该去哪里。”樊碧发难掩自豪,“各个专科大约可以处理90%的疼痛,10%慢性疼痛和特别顽固的疼痛交由疼痛科处理。每个学科的疼痛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而疼痛科是把这些个性上升为共性层面去研究和解决。”
2015年,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显示,导致人类寿命缩短的十大因素,腰背和颈部疼痛赫然在列。
作为与“顽固性疼痛”斗争到底的科室,微创介入技术无疑是这场斗争中最为核心的武器。
如今科室内已经由樊碧发主持开展了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类型的微创神经介入技术。楼道内悬挂的展板上,神经调控技术、脊柱微创治疗技术、微创神经介入治疗技术通过图文科普的形式清晰讲述。
这天在手术室内,一台脊髓电刺激植入手术正在进行。樊碧发正在为75岁的患者更换刺激系统的刺激器。
“可能要疼一下,您要有准备啊”、“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由于脊髓电刺激手术在局麻条件下进行,樊碧发不时地与患者进行着沟通。
脊髓电刺激疗法(SCS),是在影像设备引导下将一根特制的的电极植入椎管内硬膜外腔,通过电极释放出的微电流及场效应,刺激支配疼痛及病变部位的脊髓节段,从而达到有效缓疼痛、改善功能的目的。这种方式因不用任何药物及不破坏神经,也被称为“绿色疗法”。
术中,樊教授小心地调整着电极的触点与刺激位置,电极的毫厘错位,会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好啦,天衣无缝!”经过仔细地调整,樊碧发抬起头,手术室的气氛稍显轻松。
脊髓电刺激,也是截至目前国际学界针对顽固性神经痛的终极疗法之一。而这个国际顶尖的技术,早在15年前就被樊碧发引入科室,并做了当时国内首例脊髓电刺激手术。
当时间回拨至2003年,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正式成立,樊碧发作为首任掌门人,迅速将脊髓电刺激、中枢靶控镇痛技术等一系列国际先进的神经调控技术引入国内。
此前,有些神经损伤的患者无法摆脱顽固疼痛,只能通过简单的吃药、打针或者使用神经毁损的方法治疗。随着独立建科,疼痛科引入新技术的条件也更加成熟,于是樊碧发开始寻求更高级的诊疗技术手段,“其实各种理论知识我们早就烂熟于心,只有迅速将技术运用与实践,才能为更多患者解除痛苦”。
一项项技术的引入,疼痛科的诊疗水平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樊碧发也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微创介入技术是疼痛科的核心技术理念”,致力于射频、臭氧、脊柱内镜、椎体成形等微创技术在国内的推广及应用。并将以往的“神经损毁”治疗理念发展为以“神经调控”为主导的非损毁性治疗理念,强调神经的保护和调节,是我国神经调控治疗慢性疼痛理念的倡导者和先行者。“神经调控技术扩大了治疗的内涵和外延。除了治疗慢性疼痛,我们甚至在改善胰岛功能都进行着积极有益的尝试。”
对于学科的前行和开拓,狮子座的樊碧发始终充满着执着和勇气。“疼痛科大夫的重大使命就是对各种慢性顽固性疑难疼痛进行斗争,比如脑脊髓和神经根损伤是疼是难以忍受的,如果没有神经调控技术,那么我们和世界主流疼痛医学始终存在差距。”
2016年,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16届世界疼痛大会上,樊碧发受邀在日本国会演讲,介绍中国设立疼痛科的意义和经验。
“这也是国际舞台对中国疼痛医学事业的认可,虽然我们的起步比外国晚了将近20年,但如今的实力已经不容小觑。”谈话间,樊碧发的难掩自豪。
2018年,是樊碧发在疼痛医学领域深耕的第29个年头。“或许,这将近30年的漫漫征程就是源自不忘初心的坚持吧!”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樊碧发坐在办公桌前,笑眯眯地说道。
1989年中日友好医院正式开设了“疼痛门诊”,这也是国内最早开设的疼痛门诊之一。这一年,刚刚从中国医科大学麻醉学硕士毕业的樊碧发,被分配至中日友好医院麻醉科。
止痛是麻醉科医生的重要目标之一,能成为一名帮助患者止痛的医生不是会更有成就感吗?然而,在多年的求学过程中,樊碧发早已暗暗地把“疼痛医学”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目标。也正是从那一年起,初出茅庐的樊碧发在中国疼痛医学创始人、国际知名疼痛学家韩济生院士的带领下,投身于中国疼痛医学的探索之路。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韩济生院士便开始投身针刺镇痛研究,用确凿的实验数据和创新的神经学理论,将针灸镇痛原理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使得中国在世界疼痛医学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樊碧发坦言,在自己的从医之路上,韩济生院士可谓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人,除了专业方面的引导之外,更是激励他继续前行的动力。“尤其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韩院士总是说,一旦选定了目标就不能轻言放弃。”
最初的摸索阶段,樊碧发深深地体会到了其中的艰难与孤苦:由于条件有限,他只能坐在半张办公桌前出诊。
作为疼痛科的首批老员工,现任日间手术室护士长李春蕊见证了“创业初期”的艰辛。
“最初那段时间,主任压力太大了,不光是物力匮乏,就连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都不愿意来我们科室工作,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几乎一有时间主任就带着我们进行义诊宣讲。”但是,像脊髓电刺激这样的先进技术,动辄十几万元的高昂费用,令所有人都对这项技术的引入不太看好。“就是这样,主任始终顶着压力坚持。”李春蕊说道。
“当时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说我作为麻醉科医生不务正业。”谈及29年前的艰难,樊碧发淡然一笑,“可以说,当时我们的疼痛医学基础太薄弱,用不完的只有满腔热情。”刚刚起步的阶段,公众不知道、同行不认可,再加上技术和设备都很缺乏,一个门诊只有两三个患者的情况基本成为常态。但即便艰难,樊碧发依然坚持了下来,而每周二、五的门诊时间,也从1989年延续至今。
彼时,樊碧发阅读了大量外国文献,学习国际最新的治疗方式,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期间,世界著名疼痛学专家小川秀道教授来到中日友好医院访问,学过日语的樊碧发便主动与其建立了联系,也正是在不断地通信交流中,樊碧发迅速完成了疼痛学科的专业升级。“能跟大师级的教授沟通,我这也算是和国际小小接轨了吧。”樊碧发推了推眼镜,回忆道。
查房当中,樊碧发教授正在为患者排查痛点
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患者,至今令樊碧发记忆犹新。一位48岁的中年女性被偏头痛纠缠了40年,每到生理期就疼得更是无法忍受。当时樊碧发就使用了那时最流行的疼痛治疗技术 —— 局部神经阻滞和营养神经改善痛觉的治疗模式,仅仅一个疗程之后便解决了患者40年的痛苦。
“当时这个患者特别激动,声泪俱下地攥住我的手说,40年了,她终于重新感受到生活还能如此美好。”谈及这个多年前的病例,樊碧发仍旧难掩兴奋,“尽管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但是我们尽可能地给予患者最好的治疗,也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努力,真的可以改变别人的人生。”如今,依然有20年前的患者找到樊碧发,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深交多时的老友。
当年,国外疼痛诊疗发展得最好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为了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樊碧发便先后前往日本和美国专修临床疼痛学,系统学习疼痛诊疗思维,正规培训疼痛治疗技术,曾经有过密切交流的小川教授也成为了樊碧发的导师。
从1989年至今,中国疼痛医学获得了飞速发展,中日医院疼痛科也日益壮大:
2005年10月,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在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疼痛诊疗研究中心”;
2012年9月疼痛科被评为“卫生部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
2013年8月,疼痛科成为“北京市疼痛治疗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的挂靠单位,开始负责北京全市的疼痛质量控制督导改进工作;
2014年8月,疼痛科在全国遴选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建设项目”单位;
2014年11月,疼痛科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开始赋予学科发展国际化视野;
……
“这些成果和努力都离不开医院的大力支持和韩院士等老一辈专家的艰辛付出与帮助。”多年间,樊碧发主持制定了全国疼痛诊疗技术服务的价格立项,主持了国内疼痛科职称资格考试的建立,牵头制定了疼痛科临床操作技术规范……这个曾经疼痛学科的小字辈,也逐渐成长为中国临床疼痛学科的主要先行者和带头人。
在现任护士长许丽媛眼中,疼痛护理学科正处于发展的初期,作为疼痛学科的“大咖”,樊碧发总是能从大学科的发展角度,引领年轻人前行。“樊主任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我们全力支持。不管是寻找资料,还是科研课题,只要我们提出需要,他都会大力支持,主任说的最多的就是‘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随着学科的发展,患者的需求也日见增多,中日医院疼痛科目前设有“癌痛”“神经病理性疼痛”“脊柱源性疼痛”“头面痛”等亚专业,以便帮助患者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据统计,在疼痛科每年能有经济能力进行脊髓电刺激手术的患者仅为需求患者的十分之一,剩下的患者大多被高昂的价格拦下。
也正因如此,樊碧发总是会为患者寻找性价比最高的治疗方式。有些被疼痛折磨得无法忍受的患者会直接要求使用价格昂贵的“终极疗法”,甚至不惜“卖房卖地”。每每遇此情况,樊碧发都会苦口婆心的阻拦。“什么是人文关怀,在治疗的同时还要替患者的家人考虑。倾家荡产了,以后日子怎么过?”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樊碧发正在联合清华大学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进行着脊髓刺激器的国产化研究,一旦研制成功,价格有往比进口设备降低一倍。
“价格下来了,就能有更多的患者摆脱疼痛的煎熬,这也是我们作为疼痛科医生的职责和初心所在。”樊碧发说道。
2007年7月16日,卫生主管部门签发了“227号文件”,批准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中增设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代码“27”,确定疼痛科的诊疗范围为慢性疼痛的诊疗。自此,一个新的医疗诊疗科目“疼痛科”正式诞生。
如今,11年过去了,樊碧发仍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仍记忆犹新:“内容规定全国有条件的二级以上医院可以开展疼痛科,从业人员必须具备骨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麻醉科、康复科、风湿免疫科之一的背景,有疼痛诊疗经验,并经过培训……”
2016年10月,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支持和鼓励下,由韩济生院士、樊碧发教授等专家发起,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和全国200余家医院成立了疼痛专科医疗联合体。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承担起了推动全国疼痛学科发展的重任。
“医联体可以推动技术资源向基层医院下沉,方便基层患者会诊、转诊,各省都建立起相应的科室,使疼痛专业在全国蓬勃发展有了强劲动力。”樊碧发介绍,在组建过程中,中日友好医院则根据不同机构的特色,给出指导方案。
“专科医联体建立一年半以来,在医联体内的协作框架下,已经有众多的的患者向下转到了市级医院或者基层医疗机构。”樊碧发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把疼痛专科医联体做好,这样患者就可以在家门口接受治疗,不用到处奔波了。”
如今,随着我国疼痛医学走向发展快车道,樊碧发也即将开启疼痛学科建设的新局面——以雄安新区“国家疼痛医学中心”项目、“国家疼痛医学临床研究与示范应用平台”以及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疼痛类疾病专题为发展契机,带领学科快速前行。
樊碧发看来,目前疼痛医学的人才储备远远不足,“尽管我们的诊疗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所有的技术都是从外国引入,原创性的依然欠缺,所以我们正在努力从中西医结合方面,做出属于中国的原创理念。”对于我国疼痛医学的未来,樊碧发充满信心,“只要方向正确,总会到达顶峰的嘛!”
樊碧发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生导师,全国疼痛诊疗研究中心主任。
兵器谱认证
慢性顽固性疼痛、癌性疼痛、交感维持性疼痛的介入治疗。
门诊时间
周二上午(专家)
周五上午(专家)
专家简介
长期从事急、慢性疼痛的诊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先后留学美国、日本研修临床疼痛学。主持开展了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类型的微创神经介入技术,尤其擅长各种慢性顽固性疼痛、癌性疼痛、交感维持性疼痛的介入治疗,在癌性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脊柱关节疼痛的诊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作为主要参与者,推动了国内疼痛科作为临床一级诊疗科目的创建,主持制定了全国疼痛诊疗技术服务的价格立项,主持了国内疼痛科职称资格考试的建立,牵头制定了疼痛科临床操作技术规范,为我国疼痛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临床疼痛学科的主要先行者和带头人。曾获美国疼痛学会杰出贡献奖(2009)、北京医学会突出贡献奖(2010)、“德技双馨·人民好医生”荣誉称号(2015)、“敬佑生命·荣耀医者”(2016)、国之名医·卓越建树(2017)等荣誉。
现任中国医师协会疼痛医师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前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卫生产业企业协会社会办医分会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老年疼痛疾病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实用疼痛学杂志》总编辑、全国疼痛诊疗研究中心主任、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北京疼痛治疗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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