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诊锤、触觉针、音叉……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总是塞满了这老几样,走到哪,揣到哪,信手拈来。
在其他医生处找不出病因、确诊不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治……他的患者多数都有这种困惑。
但他总能在重重迷雾中杀伐决断,帮助数以千计的患者最终确诊,摆脱了“未知”病魔的纠缠。他,无疑是“迷宫”的破解者。
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北京神经内科会诊中心主任 —— 李存江教授。
“神经科第一步定位,第二步定性,这是根本”
医学发展至今,尽管高精尖的辅助检查仪器越来越多,但在临床摸爬滚打39年的李存江主任这里,最信赖的还是那“老几样儿” —— 叩诊锤、触觉针、音叉……他的白大衣口袋中,塞满了各式查体工具,想用哪样,信手拈来。
凡是找到李存江就诊的患者,大多是都已经经历过多次就医却始终没有被确诊的患者。不少人都会把他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面对来自患者一次次殷切地“恳求和期盼”,李主任深知需要“竭尽全力”。
李存江为了保证充分的问诊质量,每次的特需门诊都会控制在10人左右。即便是这样的问诊量,也会几乎占去整个下午的时间。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卫华与李主任共事20余年,在她的记忆里,李主任的门诊始终像教科书一样规范。“询问、查体、讨论、诊断,每一个环节李主任总无比用心。”卫大夫说。
也正是由于“疑难”,进门的患者大多都“挂着相” —— 或眉头紧锁、或紧张局促。每每这时,李主任先会为其减压。
查体时,一位女患者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有脚气,“要不然您垫上点儿纸再查吧!”
“咳,您这就言重啦。我们查体是应该的,放心吧!”三两句话,让氛围轻松下来。
每次痛觉检查之前,李主任都会先说一句:“这个检查可能会有些不舒服,需要忍一下。”然后在交流中逐步抽丝剥茧,致病的元凶往往会一点点被挖掘出来。
一位50多岁的患者因发作性头疼和呕吐前来就诊,当地医院的CT结果怀疑为蛛网膜下腔出血,但脑部血管的影像学检查又没有明显的出血病灶,检查多日也没有最终确诊。
面对这个病例,李存江主任的诊疗再次从病史问起。除了常规的问题,他又抛出了诸如“头疼的时间段”、“头疼的时候正在做什么”、“胸背部是否有不适感”等几个递进式的问题。
稍后的查体过程中,根据患者反映的胸部和脊柱压痛,李主任初步做出结论:给患者带来困扰的可能是脊髓血管畸形造成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建议进行脊髓的增强核磁检查。
随后的检查结果验证了李主任的判断,患者得以迅速的对症治疗。
“蛛网膜下腔出血其实是个常见病,尤其是在腰椎穿刺发现了血性脑脊液之后,往往大多数医生都会考虑脑部出现病变,如果再缺乏相关经验,不注意询问病史、起病过程的话,脊髓血管畸形便成为最易忽略的角度。”这个病例给卫大夫留下的印象颇深。
在李存江看来,神经系统的疾病,一定要在定位诊断上下功夫。而扎实的基本功往往让他根据患者的查体、问诊就对病症有了大致的了解——到底是神经病变还是肌肉病变,是中枢神经系统病变还是周围神经病变,这些都是分得很细的,脑子里一定要清楚。每个病症都有自己的规律。即便是患者的生活史,有时也是诊断的关键。他们所经历的,或许就是疾病发展的过程。
也正因如此,面对患者拿来的一摞摞厚厚的影像检查报告,李存江主任总是会刻意地放在最后再仔细查阅。“根据问诊时的大致判断与影像结果相结合,这才是有效的利用。”
查阅影像资料时,李主任会掏出随身携带的放大镜,凑上前逐一观察,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有些片子需要放大才能看得更清楚,尤其是脊髓,细小的轴位上的病变不容易判断。”
“神经科第一步是定位,第二步是定性,这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今,有些临床医生“重看片,轻看人”的做法,令李主任很是无奈,扎实的基本功仍是他最为看重的根基。“现在的确有很多高级辅助检查设备,但是过于依赖它们,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就会被机器牵着走。看病,归根到底还是在人,否则还要医生做什么!”
神经内科的病症门类繁杂,而神经内科的医生就像是一个“侦探”,需要从患者身体散发出的每一个零散、细微、庞杂的信号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线索,最终完成对疑难病症的“杀伐决断”。
1994年3月,在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奠基人之一丁铭臣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长刘援增的倡议下,北京神经内科会诊中心在宣武医院正式成立,并邀请协和、北大、宣武、天坛、友谊等10余家大型综合医院的20余位国内著名神经病学教授成为会诊专家。那一年,李存江主任还是个神经内科的“小字辈”。
如今,23年来,无数疑难病例在此确诊,这里也成为了患者赞誉有加的“终极诊断机构”。伴随着老前辈们多年的口传身授,李存江主任也成长为北京神经内科会诊中心主任。他认为,除了过硬的医术之外,具有有理有据的临床思维,更是临床医生应该具备的“重要武器”。
此前,一名中年女患者因一周前无诱因的双下肢麻木以“脊髓病”被收治入院,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麻木症状逐渐向上肢进展。当地医院的胸椎核磁检查提示:颈髓-胸髓全长见线样长T1长T2信号影,被初步诊断为脊髓空洞症。
而通过李主任的判断解读,则为诊断提供了另外一个方向。通过研读影像,他敏锐地发现患者脊髓平面并不完整,这也说明了脊髓和脊膜之间存在的粘连问题。这个问题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另外,患者“1年前因车祸进行了第1腰椎压缩性骨折内固定术”,也更加确定了李主任的判断:应该就是脊髓蛛网膜炎,需要做椎管造影进一步检查。
“脊髓蛛网膜炎的主要致病因为外伤、结核、病毒感染、椎管狭窄加上血管畸形。这个患者有过外伤史,会造成椎管粘连,粘连之后就容易形成循环障碍,进而对神经组织产生供血、供氧影响。”看着周围的年轻医生都在马不停蹄地记录,李存江主任顿了顿,“可以说,这个病现在几乎只有上岁数的老大夫才会进行诊断了”。
对于此次诊断的思路,李存江主任迅速为大家复盘:
脊膜的动静脉畸形产生出血,逆流回脑部,特别是平躺时,也就是为何通常患者会晚上头疼的原因。一头疼就查脑部,查不出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查脊髓呀!一扫描,通过影像结果,就能看出脊膜背侧血管畸形的信号,比如不平整的 脊髓平面,就要想到粘连。
医学本身就是积累,基础知识如何跟临床相结合,推理分析得出结论才是最重要的。不能用某一种模式生搬硬套。很多人得的病相同,但是却有着不同的临床表现形式,鉴别出个体的共性和特性,才是确诊的关键。
一位被收治在疑难病房的20岁女孩,间歇性头疼持续数月查而无果,虽然腰部穿刺显示脑脊液压力高、白细胞多,但并没有发现其他特异性表现。随后头疼情况逐步好转,除了腰穿白细胞的增多之外,活动自如,并未有其他症状显现。如果按照常规的诊断思路,大多会考虑是否为病毒性脑膜炎恢复期,只需要随诊即可。
但李存江主任根据女孩的情况判断,脑脊液白细胞数量的不断增长是个不能忽略的信号。于是,他便提出了是否有血液系统疾病导致神经系统疾病的可能。果然,在反复进行脑脊液细胞病理学检查之后,发现了异型淋巴细胞。最终女孩被确诊为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尽管这个病症属于血液科疾病,但是表现在神经系统,也正是李存江主任在这个‘交叉学科’中的明察秋毫,为系统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卫华说道。
纷繁的疑难病症就像是一座庞大的迷宫,李存江主任就像是一个“破解者”,尽管有时不能立刻带领患者走出困局,却也能指出几条通往光明的有效路径。“如果一个神经科大夫没有自己的临床思维体系,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
作为一名资深老北京,李存江主任却对吃喝玩乐都不太“感冒”,这让他在以“爱玩儿且会玩儿”而著称的北京人中,显得有些另类。
他笑言,自己在生活方面“什么都不讲究,特别没劲”,最喜欢的就是“看病”,最舍得的花销就是购买各种专业书籍。“北京有那么多公园,基本上我都好几十年没进去过了。”
院内院外不间断的会诊工作令李主任马不停蹄,某日,将近10个小时的“连轴转”下来,他只抽空喝了一罐八宝粥充饥。“嗨,这种节奏我都习惯了,只要看到‘有质量’的患者,甭管多累,一下子精神头儿就来了。”
的确,多年来,“特别没劲”的李主任把所有心思都花在了临床钻研方面。即便是去外地出差,偶有空闲他也是窝在宾馆里查阅资料或者跟同行探讨病例。“我们在一起,几乎不聊别的,一张嘴几乎都是各种疑难病例。没辙,就是上瘾!”
某年春节假期,“宅”在家中看书的李存江突然想起了一个疑难病例,于是立刻给一名外院教授发出长信息探讨。几个短信来回之后,对方发出严重“抗议”:“李存江,大过年的你怎么也不闲着呀……”
身为神经内科领域的“大咖”,李主任的号出了名的抢手,但对于那些真正的疑难病症,“挂没挂上号”并非是顺利就诊的“唯一门槛”。
“李主任总是说,号源有限,简单的症状没有必要到他这里,应该把有限的机会让给真正需要的患者。”多年来,卫大夫就对李主任劝患者“退号”的画面屡见不鲜。
“帮真正有需要的疑难病患者解决问题”是李存江一直秉承的原则。多年来,他为数不清的“疑难病患者”加号诊断,也曾因自己的“固执”令自己深陷险境。
两年前,一位患者家属在门诊时间结束之后,找到李主任要求加号。经过简单的交流,他判断患者并非“疑难病症”,便拒绝了对方的要求。没想到,情绪激动的家属向他冲了过来,手中的利器距离李主任仅一步之遥……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清楚了,这种病症真的没有加号的必要。”危机时刻,李存江主任依然冷静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僵持几分钟之后,激动的患者家属被闻讯赶来的安保人员制服。
“当时把同事们都给吓坏了。”李主任一边比划,一边说道,“不过我还是挺淡定的,知道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我。即便是跟我再强硬,这个号也不能加。”谈话间,李存江端起水杯,北京爷们儿那股子爱谁谁的劲儿尽显。
事后,李存江主任还通过电话与警方沟通,未予追责。也是从那时起,很长一段时间,院方在李主任的诊室外专门派了保安值守。
疑难病症,最难的就是明确诊断。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除了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之外,还要有各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开阔的诊断思路。“所谓知识积累,触类旁通,对医生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神经内科是最需要博学的科室。”的确,李存江的博学在科室内也是有目共睹。
在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宋旸眼中,李主任知识更新非常快,很多都是“临床+文献”的结合,既实用又从不完全照搬书本。“比如有一个患者在其他医院诊断LGI-1脑炎,也是近几年刚刚提出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一般与肿瘤的相关性不是很强。但李主任在看过影像资料之后,就判断病人的肺部有问题,一定要查。后来果然是早期肺癌。”宋旸说。
由于众多“交手”的疑难病症都尚未确诊,所以在重重迷雾被拨散之前,李存江主任和同仁们只能尽可能地提出各种可能的方向。意见相悖时的激烈争论也屡见不鲜。
“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大家都会积极探讨,吸纳不同意见,然后再分析讨论,不过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我们经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李存江乐呵呵地说。
“真理不辨不明”,也正因如此,李存江主任在除了与前辈们据理力争的同时,也更愿意年轻大夫们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关于病症,他们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支持,年轻人脑子灵,新东西掌握得也快。实际上培养年轻人也是我再次学习的过程,从某方面来说,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呢。
如今,年过六旬的李存江主任笑言自己已经是“超期服役”,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任务就是“梯队建设”。
在李主任办公室的公用电脑中,有一个文件夹,里面存满了他多年来的积累的课件、文章和资料,这些都是科室的“共享资源”。只要有需要,人人都可以随意查阅调取。“日后,我手中所有的资料都会留存在这里。老一辈就是这么传下来的,我也要一代代地传下去!”
除了继续扎根临床之外,科研方面,运动神经元病研究课题即将结题,神经变性病研究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我喜欢做临床科研,可以发掘新观点,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自己有庞大的数据库和研究体系,我希望在未来,看到外国人也能引用来自中国的研究数据。”
李存江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神经内科会诊中心主任
兵器谱认证
神经系统疑难及重症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门诊时间
周一下午(特需)
专家简介
从事临床神经病学工作39年,在神经系统疑难及重症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研究各种类型的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颅内多发病变,脱髓鞘病,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性疾病,神经系统变性类疾病,遗传代谢类疾病和神经康复等方面,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负责编写和出版专业刊物多部。曾获市级科技成果贰等奖和局级科技成果壹等奖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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