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松柏：讲究策略的“手术狂”

即使已经成为了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做过的手术早已记不清数量，桂松柏还是时刻谨记老师张亚卓的那句话 —— “神经外科医生，在手术操作技巧熟练的前提下，最重要的是手术策略。”

一次次的手术实践中，他不知不觉成长为“手术狂人”，也愈发觉得手术策略代表了医生的哲学思维和手术悟性。

3年前，桂松柏被外派到武汉脑科医院支援工作。在即将结束外派工作的时候，一位4岁男孩的头颅MRI片子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孩子的颅内长了一个直径近7厘米的巨大实质性颅咽管瘤。

颅咽管瘤，位于颅脑的中心位置，肿瘤周围是颅内最大的动脉 —— 颈内动脉系统、颅内最复杂的神经内分泌系统以及颅内最娇嫩的神经中枢 —— 下丘脑。这个手术风险大且手术并发症多，被认为是颅内最难切除的肿瘤。而这种如鸡蛋大小的肿瘤却长在一个4岁孩子的脆弱头颅里，对于神经外科医生来说，是一项不亚于“蜀道难”的挑战。

对于每个月都要做30余台手术的桂松柏而言，手术经验虽非常丰富，但对于这个孩子依然十分慎重。术前，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手术方案确定下来之后，再细化每一个步骤：入路、手术步骤的规划以及术中的应急策略。

那天上午9时，手术开始。切皮，游离骨瓣，切开硬膜。上午10点半，开始切除肿瘤。5个多小时后，肿瘤全部被切除。

“结果满意。”为了这四个字，桂松怕带领同事持续长达了8小时高强度的“战斗”。

“感谢您精湛的技术，鸡蛋大的肿瘤可以一次全切除了，并且没有出现风险。那一刹那，才让我第一次对手术医生有了敬佩之情。是您这么好、这么娴熟的技术，给了孩子再活下去的希望。”回到北京后，桂松柏收到的孩子父母的感谢信中这样说道。孩子恢复得很好，能说话了，能下地走路了。这让他欣慰，每每回味时都让他精神抖擞。

在桂松柏看来，思维、手术技巧、责任心、勇气、细心五者合一决定了外科医生的高度。“如果你有（做这个手术）的水平，就得勇于担当。”他觉得，医学虽然归属于自然科学，但是医学服务的对象是人的生命，因此医学还包含对人的关怀、责任心以及，敢于担当的勇气。

2015年8月，天津发生大爆炸之后，桂松柏被紧急调派至救援一线。一名19岁的消防战士在事故中不幸发生了重型颅脑创伤，医务人员及时为其做了脑内血肿清除手术和去骨瓣减压术，但术后患者仍旧昏迷。

此时，桂松柏和其他专家会诊后，考虑合并有弥漫性轴索损伤，及时提出立即使用甘露醇和甲强龙降低颅内压的建议，同时给予充足的静脉补液，以保护脑组织，预防脑水肿和脑梗塞。第二天，患者病情明显的好转，意识也恢复清醒。这件事更让他意识到，面对负责的病情，必须要勤动脑筋，多想策略。

2004年，桂松柏考取了张亚卓所长的博士生，从安徽来到了北京。凭着这股担当的勇气，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教授、博导的跨越之路，比普通医生少走了三四年。

有快，也有“慢”。桂松柏做手术一直坚持自己的节奏，该快的时候一定要快，关键的地方则要放慢节奏，仔细再仔细，从而提高手术质量，减少并发症，让患者更快康复。

“爱琢磨，很有闯劲儿，临床手术技术学的很快，科研思维也很成熟。”张亚卓对他寄予厚望，也已开花结果。因为在内镜颅底外科和内镜脑室脑池外科的技术创新及技术推广工作中的突出贡献，2012年，桂松柏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他作为负责人或主要参与者曾经和正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项目、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卫生局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计划、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等各类科研课题有11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首都卫生发展专项科研项目1项。

王新生：待人如己的“心理师”

来找王新生看病的患者都觉得他不像个神经外科专家，倒像个爱揣摩患者心理的大师。

“太平易近人了，说话还特幽默。”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方姐（化名）如此评价。方姐年近五旬，在体检中发现了脑内长了东西，惊慌失措地她赶紧拍了片子找到了王新生。

 “大夫，您看我这病是不是没得治了？”说话间她都快哭出来了。

“别激动别激动，我看看。”王新生朝她摆了摆手，问诊之后，接过了片子，举到头顶认真看了起来。

 “看片子的话，确实有个瘤子，但是非常小，你现在也没什么症状，我们可以不用管它。您就回去半年一次来复查就得嘞。”王新生看着方姐的眼睛，轻松地说。

“啊？不用切了啊？那我这头疼怎么办啊？”方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到她的脸上仍不太放心，王新生继续心理按摩：“回去多想想开心的事儿，别一天到晚想着这个瘤子，虽然不排除它有长大的趋势，但咱不能在家坐等它长大吧？何况它很有可能一直都不长，跟着你变老呢。傻等啊？”听完这话，方姐脸上乌云放晴，笑呵呵地出了诊室。

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王新生在每周两次的门诊中幽默而亲切。

在他看来，患者本身就都是“听判”的心情，如果把气氛搞得太严肃，那病就别看了。然而，举重若轻，有时也绝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轻松”。

10岁的患者小强，进诊室时就头晕难忍，让爸爸妈妈扶着才能勉强站稳。看过片子之后，王新生已基本断定孩子得的是脑干恶性肿瘤。因为还需要一项检查以最后确诊，他让家长把孩子扶出去躺着休息，一边跟出去和孩子家长耐心交代注意事项，脸色如常。回到诊室轻掩上门后，他深叹了一口气，轻轻摇了摇头。

工作几十年，小强这样的病人见过许多，每次，王新生还是会情不自禁，因为他总把病人当自家人。比如一位10年前由王新生切除了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的国企老师傅，定期来复诊，如今更像是定期来串门看朋友。

此外，王新生每年都要接诊几十位来自贫困地区的脑积水“大头娃娃”，很多人因为付不出3至5万的手术费用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王新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此还曾经找过国内的几家基金会寻求帮助。

从23岁就来到天坛医院工作一直到现在成为病房主任，王新生致力于神经外科工作已经30多年。在与病人的朝夕相处中，他深感责任重大：“把病人管好了，照顾到他们的各方面情绪，是我最大的心愿。”

宗绪毅：与时俱进的“实干家”

刚来到天坛医院的时候，宗绪毅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32年，当年的小伙子已年过半百，他也见证着内镜技术从初步建立、逐步推广到广泛普及发展的全过程。

在神经外科，宗绪毅年资很高。但在他身上却一点儿都没有专家的架子，总是笑眯眯的。按同事的话来说，他讲话速度很慢，平时爱好引经据典，是科里的“大文豪”。虽然性子慢条斯理，可宗绪毅面对工作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慢。

然而，当他刚开始接触内镜技术的时候，也有过思想斗争。“当时我觉得内镜不靠谱，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宗绪毅回忆。那会儿，所长张亚卓刚开始让他学习内镜技术的时候，他内心是抵触的。而且，彼时他已40多岁，早已不是学习新技术最好的年龄了。张亚卓看到他有顾虑，也没多说什么，就是一有时间就带着他上手术。

半年的时间内，宗绪毅发现，内部人的不理解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让张亚卓放弃对内镜技术的研发，这种开拓的精神深深感染了他。同时，他在跟着张亚卓一次次的手术实践也真正学到了宝贵的技术，手术的成功率高了，病人受到的创伤小了，这一切都让他见识到了内镜的“功力”。

改变了对内镜的认识之后，宗绪毅开始下苦功研究内镜手术技术。他的母校山东医学院的著名妇产科专家苏应宽曾说：我在工作中犯过的错，必定不会再犯第二次。受这句话影响，他养成了手术完就看一遍录像的好习惯。这个“看”并不是简单的“看”，而是要带着思考、有目的的去总结优点、缺点，不停研究动作要领，做好笔记，以备下次遇到相似的手术时能有切实可行的参考资料。

于是，“慢”变成了厚积薄发。曾经贴在张亚卓办公室那句“空谈误国，实战兴邦”也着实激发了他做内镜手术的热情，再加上与生俱来的爱钻研的拼命三郎劲头，宗绪毅的内镜手术数量和质量逐年提高，与神经内镜有关的疾病的治疗与理论研究已居国内领先水平，如脑积水、鞍上池囊肿、颅内蛛网膜囊肿、脑室内各种囊肿、脑室内肿瘤、脑垂体腺瘤、脊索瘤、胆质瘤（表皮样囊肿）等。

让他感到尤为骄傲的是，在完成上述工作后，他还多次受院派遣到内蒙赤峰、包头、福建泉州、河北承德、湖北武汉长江航运总医院和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等地开展工作，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此后，为了推广内镜神经外科技术，他跑遍了全国150家医院，进行手术指导和病例会诊，将最先进的技术带到了基层医院。“医学的进步是以病人获利最大化为标准。”宗绪毅认为，传播先进技术、培训出更多专业的人才至关重要，这才是对病人好的可持续性方式。

与工作中的他不同的是，生活中的他更像闲云野鹤。“快乐、健康、有点儿钱。”这么多年了，宗绪毅的微信签名一直都没变。偶有触动内心的灵感，他会立即用最爱的古文表达出来。在《理想》这篇小文中，他写到：“愿医者之心，循古礼而不变，初心不忘，始终如一”。

李储忠：事无巨细的“大管家”

在同年资的医生中，李储忠是佼佼者，也是最忙碌的那一个。“江湖人称‘大管家’”，所里的人都这么评价。在临床、科研、培训方面都有涉猎的他，基本被填满了。

技术传承最重要的武器是人。2007年10月，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经过卫生部内镜专家委员会的审查验收，成为首批国家卫生部内镜诊疗技术神经内镜专科培训基地，担负神经内镜专科医师的培训工作。

这项“育人”工作迄今为止已有条不紊地进行了10年。2006年就考取张亚卓所长博士生的李储忠，从第一届培训班一直跟到了现在，持续了10年，已成为培训中心的负责人。

培训中心每年开班5次，每两个月一次，主要培训内容为理论学习（讲课）、模拟训练（虚拟与真实模拟）、尸头标本操作和观摩手术。培训中心拥有先进的手术视频实时转播系统及多套完整的、用于培训的神经内镜设备，并配备多套模拟培训系统、大量实验动物和尸头等相关器材。

此外，中心还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专门的神经内镜培训大纲，使每位受培训的学员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对神经内镜技术有所认识并熟练掌握。许多医生从对内镜不了解到熟悉，培训班从一开始只有4个学生到现在的标配12人，李储忠的心血初见规模。张亚卓提及李储忠说，他为了所里的工作，经常昼夜颠倒，晚上熬夜到凌晨三、四点是家常便饭。更有心的是，在培训过程中，他还着力于开发培训的设备和仪器。

在临床手术和培训班工作之外，包括垂体瘤的分子分类和个性化治疗、颅底肿瘤特别是脊索瘤的诊疗技术开发、脑功能影像技术的研发这三个内镜组的重要科研课题也是李储忠负责召集。

与笔者谈及内镜技术，李储忠总有说不完的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实神经内镜很简单。”他认为，张亚卓老师的指点让他在做手术时少走了不少弯路。从2008年开始，他一般每天有2台手术，最多一天4台，一周大概要做十五六台，所谓“不是在做手术，就是在做手术的路上”。

老子曾说：“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手术数量上升的同时，李储忠开始琢磨研发新的内镜手术技术。

最值得一提的，是颅底重建技术个性化方法的建立和完善。颅底重建是神经内镜临床应用的关键技术。在实践中，他别具一格地提出，根据不同患者个体差异，个性化选择带蒂粘膜瓣和多层加固修补技术方法进行颅底重建，尤其是率先在国内开展带蒂中鼻甲下鼻甲粘膜瓣以及内镜下缝合技术进行颅底重建，减少病人创伤的同时提高了重建成功率，在保证手术安全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了内镜技术的临床应用范围。

此外，鞍上蛛网膜囊肿的内镜手术治疗也是他率先进行研究的：近 5 年，应用神经内镜治疗鞍上蛛网膜囊肿107 例，综合应用内镜下超声外科吸引器、内镜下激光、软镜、术中B超等新技术治疗鞍上蛛网膜囊肿，手术例数及手术质量居世界先进水平。

临床、科研、培训这三大部分已经占用了他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其余的时间，别忘了他还是“大管家”。临近迁址，李储忠更忙了，因为他“最清楚东西都放在哪儿”。

赵澎：墙里开花的“外交官”

2017年5月中旬，北京国际垂体腺瘤大会及2017北京国际神经内镜研讨会圆满结束。23位海外来宾，涵盖9个国家以及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成为一大亮点。

本次会议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是主办方之一，此类会议中的国际交流部分，都由赵澎负责。对于他来说，这已是轻车熟路的事情。“在所里，只有赵澎能做这个事。”在张亚卓眼里，赵澎是个非常称职的“外交官”。

本次会议上，由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天坛医院和美国、意大利的医学机构联合建立了中美意内镜神经外科联合培训基地。该基地将对全球范围内的神经外科医生进行内镜神经外科新技术培训，并共同合作进行内镜神经外科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

在外交官赵澎看来，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将有机会走出国门，和国外同行深入学习和交流。

不愿表功，但赵澎之所以有“外交”天赋，缘于他的“开放性”国际化思维。日常学习研讨专业知识时，经常有一些新的书和文献国内还没有引进。执着的赵澎就变成了善于“翻墙”的赵澎，为的是能看到一些重要的文献。同步吸收了大量的国际先进知识之后，推进国内外的技术交流就水到渠成成了他的方向。

十几年内，参加国内外神经外科学术会议并发言，在美国、意大利和德国先后做高级访问学者；2013年和2015年他还分别赴韩国首尔及意大利罗马参加世界神经外科大会WFNS会议，并应邀做专题发言。

与国外接触多了，再加上在国内的大量临床实践，赵澎越来越觉得，医生绝不能放松科研和教学，而成为“瘸腿”，在这个过程中，团队配合好也是让科研结出硕果的一把利器。

去年，作为副主任医师的赵澎成为了研究生导师，自此，育人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像张亚卓所长那样，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扩充我们这支队伍！”这是他育人的目标。

内镜是有前景的，育人也是如此。

内镜神经外科团队在学科带头人张亚卓教授的带领下，系统全面地开展了颅底内镜和脑室及脑池内镜的技术研发、应用和推广，治疗疾病的种类、手术的数量、质量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依托丰富的临床资源和研究所科研平台进行转化医学研究，针对垂体腺瘤、脊索瘤临床耐药、侵袭、复发、放疗抵抗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承担和完成国家重大、重点科技项目10余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应用成果。

团队依托卫计委神经内镜技术培训基地，联合美国和意大利的著名内镜神经外科中心开展对国际、国内的内镜神经外科专科人才系统培训，同时依托该基地开展新型信息化培训设备和内镜手术器材的研发。学员范围不仅覆盖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也吸引了周边国家甚至非洲的学员前来学习内镜技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二十年前中国神经内镜技术的微芒之火，在内镜神经外科专业组的推动下，已如烈火般照亮了中国神经外科事业并在世界上取得了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