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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北京儿童医院 · 重症医学科   高恒淼

PICU 即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员被同行称作“特种兵”。其他专业科室的患儿病情出现危重状况时，就会转入这里。而北京儿童医院 PICU，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而言，往往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高恒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五十出头，经他手挽救回来的患儿不计其数。

为患儿，守住最难也是最后的一关，经年累月，何其艰难。工作之余，高恒淼也会“倒”苦水：“有些人容易把大夫神化，认为医生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认为医生就该按自己理解的去治，而且得药到病除……”   

尊重医学的同时，要理解患儿及家属。这是一个太敏感的天平，稍一不慎就会全面失衡。多出的“砝码”，作为“把关者”经常要埋在自己心里。这样的坚守，高恒淼已经循环了 22 年。

抉择

北京儿童医院 PICU 门口的走廊里，家属们三三两两，或蹲或站，日夜守在门口。大门每次开合，哪怕只有几秒钟，他们也要起身往里看一眼。门内一张病床上，安静地躺着一位五岁的小女孩，几天前，她因为发烧、持续性咳嗽和呼吸困难被转院到这里。

当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女孩患有支原体肺炎，但对症给予阿奇霉素、头孢菌素等治疗后，病情反而逐渐加重，出现呼吸困难、心包积液、持续高烧、肝脏增大等症状。当地医院诊断为心力衰竭，同时不排除结缔组织疾病或恶性肿瘤的可能。

病人到了高恒淼这里，他对患儿病程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分析、并多次检查了心肌酶等指标后，否决了心力衰竭的判断。“这个孩子就是支原体肺炎，并发症累及心包，表现为心包炎、亚急性心包填塞。” 高恒淼说。基本诊断确定后，大夫们给孩子做了心包穿刺引流，孩子的呼吸困难症状明显减轻，危在旦夕的生命被暂时被挽救了回来。

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继续治疗？既然是支原体肺炎，为什么会在使用阿奇霉素后病情反而加重了呢？是药物剂量不足？耐药肺炎支原体感染？还是支原体感染后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

针对上述三种可能情况，高恒淼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第二天，孩子发烧减轻，呼吸困难继续好转。但三天后，肾上腺皮质激素减量后再次高热，体温最高达到 40 度。第五天，支原体 PCR 结果回报，是耐药支原体感染。

治疗支原体感染的二线药物比如奎诺酮类（氧氟沙星、莫西沙星），说明书上明确指出因缺乏相应的安全性数据，不可用于 18 岁以下儿童。超说明书用药是有风险的，高恒淼必须做出选择。在查阅了大量“奎诺酮类药物用于儿童的安全性”文献后，他毅然决定使用莫西沙星。经过紧张的一夜治疗，孩子次日体温恢复正常，呼吸困难症状消失，无创通气设备得以卸下。现在，孩子已经能够自由活动，很快就可以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归正常生活。

经常，家长们看到了最好的结果，却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医生做了怎样“未必利己”的抉择。

二十多年来，如这个女孩一般被高恒淼救回来的孩子不计其数。临危救命，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可以说，这就是作为一个 PICU 医生的日常。面对生命，高恒淼不敢懈怠：“医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发现异常，追寻原因，验证猜测，环环相扣。” 临床大夫提到高恒淼都会竖起大拇指。同科室的刘珺大夫笑道：“有他在，我们心里就特别有底儿。”

作为一个地道北方汉子一个，高恒淼行事磊落，言语直爽，他的门诊总是三言两语切中要害。

   “这就是一个病毒性感冒，从病的角度看，强烈建议不输液，有害无益！” 面对一个强烈要求输液的孩子家长，高恒淼这样说。

   “吃了能立刻止咳的药，那是神药，现实中没有。气管炎咳嗽是好事儿，有痰咳出来，病情恢复会快一些。” 面对一个要求立刻止住孩子咳嗽的家长，高恒淼这样说。

随着冬日寒潮来袭，到北京儿童医院看感冒、咳嗽、发烧的患者人数暴增。一个小夜门诊常常要在 6 小时以上，看了几十个病人，电脑里的排队人数依旧有增无减，而高恒淼不急不躁，语速不快不慢，稳若磐石。他笑道：“这跟病房比起来差远了。”

家住二环外，离北京儿童医院仅一刻钟车程。如往常般，早上七点，高恒淼准时出现在位于急诊楼六层的 PICU 病房，查房后开始处理行政事务。窗外，冬日的阳光被雾霾包裹得朦朦胧胧，高恒淼坐在自己办公室的电脑前，准备一起纠纷的相关材料，几天前堆放在窗台上足有三十公分厚的两摞病历已被送走。

重症监护室处于生死交锋的最前线，医疗纠纷，自然不可能杜绝。 总要有人妥善的处理纠纷，这靠的不仅是业务能力，还有情商。因为在生死面前，医患如何共同决策，沟通尤为关键。

“客观的说，在现有的医疗条件，有的病人我们接诊时就有预感，但要尊重家长的选择，谁也不会轻易放弃。” 高恒淼说到这里，仿佛又陷入当时那种内心的“撕扯”，“有时候真不忍心看着孩子插那么多管子，遭罪！”

这样的病例，采访时，笔者看到不止一个。

“怎么调节自己？” 笔者还是忍不住问出来。

“因为还有那么多孩子被从死亡线拉回来了嘛！成就感这个东西，它让你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 高恒淼说，“看到孩子活蹦乱跳地出院，从没笑过的孩子笑了，这就是调节。”

只不过，这样的调节，更多的还需要医生、医院自我来实现。因为目前的医疗环境和政策，我国每年儿科医生缺口巨大，在 PICU 体现得更为明显。工作强度高、风险大，令很多年轻的医护人员不能在这个岗位上长期坚持，就调转科室或者辞职去私立医院了。

首都医科大学杨凤池教授等人几年前做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医生的职业倦怠感状况较为普遍，严重程度令人堪忧。在这一现象的“重灾区”，能 Hold 住的都是超人吧。

“我就是个普通人。” 跟访中，高恒淼时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大伙儿都经历过的事儿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呢？”

高恒淼六十年代生人，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儿科专业，初出茅庐，斗志昂扬。从小儿神经又转到了急救，为的是俩字 —— 救命！

彼时正值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重症医学方兴未艾，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率先中国先后援建了 13 家重症监护病房（ICU），整个河北省仅石家庄有 1 个。高恒淼当时就职于河北省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看到危重病人缺乏专业设备以及专业人才护理，他意识到专业 ICU 对一家医院的重要性。1993 年，高恒淼来到北京儿童医院进修重症医学。一年后，在医院的支持下，他建立起了河北省第二家 儿童ICU 。

一切事情似乎发生得顺理成章，高恒淼讲述这段经历时，也无过多情绪波澜。每每笔者追问时间点时，他总要思考良久：“不会刻意去记这些事情，干完就完了。”

ICU 刚起步时，就简简单单 1 间屋子、4 张床、几台机器。高恒淼带着几个大夫、护士忙进忙出。“那会儿大家都对新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儿科的同事都参与进来了。” 高恒淼讲述道，“晚上大家把自己的工作都忙完了，不回家聚在一起，今天讲讲这个机器怎么用，明天说说那个机器怎么用。” 这样的日子前前后后持续了一年左右，过程中，高恒淼与他的同事们一同成长。

在高恒淼看来，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要不停学习，不停反思自己。比如：今天病人什么情况？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是我没有想到？处理效果是否满意？怎么能做的更好？他的同事这样评价他的：“老高特别有个性，技术特别好！”

1998 年，高恒淼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考入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班，攻读儿科重症医学专业，毕业后转入北京儿童医院工作，一路从主治医师做到急诊副主任、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共事多年的刘珺大夫笑称，自己进 ICU，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受高恒淼老师的影响。

刘珺在北京儿童医院 NICU 实习时，病房收治了一个较为罕见的新生儿硬肿病人，还在实习阶段的刘珺着实有些摸不着门路，继而向高恒淼求助。高恒淼从头开始给她讲新生儿硬肿症（硬肿症是新生儿由于受寒、早产、感染、窒息等原因引起的病证，临床从局部甚至全身皮肤、皮下脂肪硬化和水肿为特征）有哪些症状，如何治疗，如何护理。尤其提醒她，给硬肿患儿复温时，一定不能复太急，如果将三十四度的体温一下升到三十六七度，可能会造成肺出血等严重问题导致孩子死亡，所以要慢慢来……

“他说的很多都是书上没提到的，结合自己经验来给我讲。那天我写病历写到三点多，成果特别好！” 刘珺讲高恒淼的事情时，脸上写满了崇拜，“他不是有一撮儿白头发吗，我们都觉得特帅！后来实习结束后，我想，要不就来 ICU 吧！”

高恒淼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也不喜欢别人过分夸他。“有些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也知道怎么治最好，但这些其实没什么可炫耀的，等他们到了我这个年龄也一样可以。”

笔者曾问过高恒淼，一个重症医生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事儿急起来动作快，心理得承受住压力。” 不论是重症还是急诊，来到这儿的孩子往往面临生死抉择。病人主要问题是什么？能不能活？什么方法能让他活？医生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快速进行治疗，耽误了时机，或者判断错误，孩子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第三次给药到现在都十分钟了，你觉得这孩子还有救吗？” 跟访期间，正值儿科高级生命支持（PALS）培训班开课，高恒淼在案例实操时对学员说。脑子要转得快，手上活儿不能停，是高恒淼对学员的要求，同样也是对重症科年轻大夫们的。说起自家主任，王晓晖大夫笑称：“钱主任爱说 ‘怎么不出招呢？’ 高主任总说 ‘别大眼儿瞪小眼儿！’ ”

心跳呼吸骤停和心律失常的急救课上，高恒淼给学员们出了两个病例：

第一个病例，一个孩子 6 个多月，体重 10 公斤，孩子妈妈描述近半天左右孩子不太对劲儿，吃得少、脾气大、出汗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不正常。第一组学员围在操作台四周，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别光说啊，要上手干。”高恒淼说。学员开始在模型上进行体格检查，使用听诊器听孩子呼吸音，检查嘴里是否有异物……

“好，现在检查结果是，面色红润，神志清醒，有点烦躁，呼吸频率规整，两侧呼吸音对称，叩诊是清音，脉搏快得数不过来，下一步怎么办？” “连监测” “心电监测……” 学员抢答。“说的都对，但都不是最佳选择。这种情况最常见可能性是缺氧，先把氧吸上。”

针对孩子心率快问题，学员们准备为孩子做电除颤，开机，调整电量。过程中，高恒淼一直保持着沉默。“大家都让开，一、二、三……” 负责操作除颤仪的学员按下电极板上的按钮，放电。随后，监测上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一组学员瞬间都傻眼了，震惊、沮丧等情绪鲜明地写在几张年轻的脸上。此时，高恒淼却笑了：“好，这个病例就到这，我们讲完第二个病例后，再回头看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病例，孩子同样是 6 个月，体重 10 公斤，白天一切正常，晚上青紫，呼吸频率 70 多次，呼吸音对称，脉搏非常快，四肢凉到腕、踝部。学员们同样采用除颤仪抢救孩子，不同的是，电击后孩子心率恢复正常，抢救成功。

“年龄差不多，体重差不多的两个孩子，为什么一个没活、一个救活了？” 高恒淼提问。学员们沉默了片刻，有几个小声说：“稳定心率？”

“对，第二个孩子是心肺衰竭，而第一个孩子生理状态稳定。所以记住，同步电复律对于生理状态稳定的病人，不要轻易电击，电的东西切记不能乱用，要严格掌握适应症。” 高恒淼最后这句说得铿锵。

课后，笔者悄悄和高恒淼大夫说：“第一个案例坑很深啊！” 高恒淼笑笑坦言：“对，其实这都是培训班的课程设计，之所以这样挖坑，就是要让学员印象深刻，记得牢！”

作为科室副主任，高恒淼对医疗质量的把关非常严格。

死亡病例讨论会上，高恒淼对病例书写质量发了飙：“出院记录和死亡记录一定要认真总结，理清头绪，写出条理，让人一看就明白病人的诊断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如何确定的治疗方案、病情是如何演变的。现在有些病例只是把病程复制过来，让人看不出头绪，每次死亡讨论和评审，都有少数病例写得不清不楚，我得去把病历借回来逐一翻，才能搞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的病历质量不符合要求，不知道怎么写可以问，但不能就这么写，以后再有这样的就直接按规定罚了！”

我国小儿科创始人之一张金哲院士曾说：“任何一个大夫都会犯错，都是从错误中不断学习。” 在高恒淼看来，任何人都犯过错误，错误不分大小，即使小错误不会导致严重后果，在心态上也要像对待大错误一样，绝对不可再犯。

    后记   

高恒淼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既没那么华丽也没那么悲惨，这就是个平淡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平淡的世界中平淡地活着。”

显然，在他心里的天平，已经容得下更大的“砝码”。

史书是他平时最喜欢的休闲读物，出差坐飞机都会带。相比畅销书，他读历史原文偏多，像《史记》《国语》《左传》…… “因为曲解相对较少”。在高恒淼看来，名声之类不过过眼云烟，风一吹就散，到最后落在地上的不是这些。搞科研的做好自己的课题，搞临床的看好自己的病人，这才是正道。

采访间隙，高恒淼接了一通电话，又打了一通电话。“段主任，你帮我看看这片子，是昨天晚上别人发给我的，我怎么觉得那么怪啊，肺外周透光度差，跟毛玻璃似的，但中间靠肺门部位……” 高恒淼挂断电话后解释，“现在有什么少见的疑难病例，我们大伙儿都喜欢互相沟通一下。”

“我这辈子应该干不了别的了，就好好当个医生，治病救人了。” 他咧嘴一笑，“你让我干别的，我也不会。”

医生档案

高恒淼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兵器谱认证

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急诊和危重症医学。对心肺复苏、血液净化治疗、机械通气、营养支持等急危重症抢救技术有较深入的研究。

门诊

不固定

简介

现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小儿急救学组秘书、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儿科学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重症医师分会外科危重症和创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