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冰：以心为剑，劈开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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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当大夫，到后来，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纳，尤其是精神科大夫。
—— 杨可冰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二科三区酒依赖病房里，从来不乏逡巡走动的病人。他们多数时间都不是安稳的躺在病床上休息，而是游走于餐厅与通道之间，或三五成群或踽踽独行，大声说话又伴窃窃私语。有人拿本书躲在角落，半天也没翻动一页；有人聚了几位病友描述着当年勇，众人附和着笑。似乎每个人都在努力经营着什么，但当他们转头看向窗外，却又眼神迷离，盼望离开这里。这里并没有女病人。病房主任杨可冰表示，为了便于管理，三区都是男性患者，以酒依赖居多，杂以精神分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
他每日查房，重复询问着一些问题，每一次和患者谈话的深入，都让杨可冰觉得，如果不静下心来去思考，就想不到患者是多么可怜的一群人，等真正了解之后，会觉得他们非常痛苦，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于头顶，这种“永远的置于险地”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他们承受的。
杨可冰认为，作为精神科医生，除了专业的治疗，更多地是承担了安慰者的角色。
相较于多数精神科大夫，杨可冰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上学及毕业实习之初就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这让他受益终身。
杨可冰祖籍山西，初中之时的一次生病住院让他近距离接触了医生这个群体。“觉得医生很厉害，每天看着他们忙进忙出治病救人，真觉得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之类的词得到了写实。” 杨可冰说。感动之余，他还在医院看到了诸如林巧稚等名医的宣传资料，“虽然要达到名医的境界很难，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嘛！” 杨可冰心里开始萌生成为一名医生的念头。
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于 1989 年开始设立“精神卫生与精神病学”系，作为培养专业精神科医学人才的尝试，至 1994 年，走到终点。杨可冰恰恰赶上了最后一届的末班车，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北京。
“接到入学通知的时候完全是蒙的，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专业？” 杨可冰如今回想起来也难掩讶异，“没想到就是这个专业调剂决定了我以后要走的路。”
“精神卫生与精神病学”系和“临床医学”系的头两年的科目并无不同 —— 基础、解剖、生理、微生物、免疫等是每个医学生都要经过的关口，所不同的是，大三大四要实习的医院。据杨可冰介绍，别的专业按照对口及方向可以自主选择，但他们系在人民医院的大内科和神经内科轮转之后还必须去北大六院精神科实习六个月，这是硬性规定，无论将来是否从事医学相关，都一定要走的流程。
他还记得自己曾骑着自行车穿过草岚子胡同往返于学校与人民医院之间，从早 8:00 到晚 5:30 泡在医院里，每天都是上弦的状态。就这样在神经内科三个月、大内科三个月实习，时间如白驹过隙，恍然间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对杨可冰来说，那是一段既辛苦又美好的经历，幸运的是，他还遇到了一位对其影响非常大的老师 —— 原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马继顺。
“那个时候实习风气很好，医患关系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紧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还是挺高的，马主任又肯放手让我们操作，包括腰穿、腹穿这类的工作都是由实习生来完成的……” 杨可冰说，“也就是有那个阶段扎实的训练吧，后来真正当医生时，很容易就上手了。”
杨可冰毫不讳言，就是严格的实习要求，让他在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前就已经学会了谨言慎行间或大胆行事 —— 直面疾病甚至生死，医生所需要的专业过硬、细致耐心不言而喻，而在紧急关头的果断抉择更显得可贵。“即便后来被分配到回龙观医院，科里有年资的老大夫对我们北医毕业的学生也都是高看一眼的，因为我们基础好，专业过硬！”
回龙观医院临床二科的主任牛雅娟表示，杨可冰相比于其他大夫更加“艺高人胆大”。比如做无抽搐电刺激（MECT)治疗时，遇到可做可不做的病人，他都会建议让做，虽然有风险，但事实证明，效果都是好的。
在这点上，杨可冰表示应该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和性格使然。“医学很难说不冒险的。任何治疗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重要的是作为医生要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遇到棘手的病患时，果断做出选择和判断。” 杨可冰说。
然而在生活的另一些层面上，他却显得没那么果敢，甚至几番挣扎。
1999 年，杨可冰结束了在北大六院精神科的实习，来到回龙观医院，彼时，这里正处于发展初期，缺少专业的精神科大夫。
初到回龙观医院，一切显得熟悉又陌生。
在杨可冰的描述里，当时是大病房，住八九十个人，条件非常不好，而且管理严厉，不能打电话、不许外出、探视严格，病人能享受的权利很有限，更难得到保障。
每日耳之所闻、目之所见都深深刺激着杨可冰。
“不是没想过离开。” 2002 年至 2003 年，他备考留学，天却未遂人愿。 “既然走不了，索性就留下吧！” 杨可冰有些无奈，亦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面对的环境。
他深知要成为一名专业、优秀的精神科医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的几年间，与他同来的四位同学有三位相继离开。
“是不是还要坚持当精神科大夫，这是个问题。” 杨可冰想，“一是收入低，刚开始工资就几百块，有时候不得不伸手跟父母要钱，医生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二是心理落差大，精神科的病人好起来很难，需要漫长的观察和治疗，而且大部分患者依从性并不好，经常是刚开始两三次还能来看病，后来就销声匿迹了，随访工作也极其困难。” 这样一来，曾经设想的救死扶伤遭遇了现实的当头棒喝。杨可冰深深觉出了现实的“骨感”。
2004 年，他顺利晋升为主治医师，待遇也随之提高，但每月 2000 块的工资依然显得捉襟见肘。然而，医学之路上的重重难关并没有退避三舍的意思，迷茫中行路的杨可冰开始反问自己当初为何想要学医，精神科医生本就流失严重，自己是否也要随波逐流。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因为一件事情，天平逐渐倾斜。
2007 年，他收治了一位女患者，16 岁，正上初三，患“精神分裂症”一年有余，幻听严重。入院后住在四区抑郁症病房，经过三个月的调药治疗，幻听消失，精神分裂得到了极大改善，遂出院，但仍遵医嘱坚持服药。此后，患者坚持每年来复诊，病情大有好转，2010 年，复发，前后住了三次院，一直坚持治疗。有一次患者来门诊拿药，告知杨可冰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基本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久违的成就感朝杨可冰奔袭而至。
“那一刻说实话很感动，也很替她高兴，觉得在与疾病的对抗中自己胜了一局。” 杨可冰表示，因为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至今不明，它属于多因素致病，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生物学角度的分析有一定道理，精神分裂症占主导作用的恐怕还是基因突变或者来自于遗传，怀孕时的宫内感染之类的。而心理层面的精神刺激诸如失恋、分离以及个人性格方面的小心眼、想不开可能只是导火索。“所以，以她的治疗成效及恢复状态来看，这个病在她身上暂时得到了抑制，但也无法保证以后就不会复发。”
杨可冰十分感慨，屈指一算，在自己多年的行医经历中，这样的病人其实很少，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多有病耻感，坚持就诊的少之又少，更遑论治好，她能治疗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
“精神科医生真正的成就感也并非来自病人的感谢，而是当你治好了病人的时候。” 杨可冰说，“精神科的病人一般都不会感谢大夫，多数时候是害怕，即便偶尔路上碰到，他甚至会躲着你，这可能是精神科大夫不得不面对的尴尬。”
转折
2007 年到 2010 年的三四年间，杨可冰没少经历这种尴尬，这也催生了他在专业选择上的转圜。
2010 年之后，他转到酒依赖病房，开始从事酒依赖的临床治疗和科研工作，重点研究酒依赖的复饮干预问题。酒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东西，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戒除的难度。
杨可冰说，酒依赖患者经过第一次治疗后的复饮率高达 80% 以上，但经过连续几次的戒瘾治疗之后，成功率会显著提高，复饮率也下降到了 40%~50%。他强调，酒依赖患者一定要得到规范化的治疗，才能真正的戒除酒瘾。
他记得很清楚，有一位酒依赖患者，病史多年，不知道该去哪儿治，后来在网上查到某医院能治，欣然而往，该医院运用扎针、吃中药等方法予以治疗，但几个月之后，酒瘾非但没有戒除，患者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后来发现药物残渣里有葛根等中药，病人每喝完酒后就想作呕。杨可冰分析，目前的确有一些治疗手段就是通过药物让酒依赖患者一喝酒就难受就想吐从而抑制其喝酒，甚至加入吗啡来镇痛，但这种方法是极其不健康的，轻者出现潮红、血压升高等症状，重者可能致死。
另外，在一些不正规的精神治疗所里，医生经常会为患者准备着酒。一旦患者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就让其喝几口予以缓解。杨可冰说，这种方法十分不可取，酒依赖患者在治疗期间坚决不能饮酒，一口都不行，尤其是在急性脱瘾期（4~5 周）。这就是酒依赖病房要全程封闭的原因：防止患者出去买酒，家属偷偷带酒进来。
他曾经治疗过一位酒依赖的病人，前后共住了 8 次院，现在已经三年多没有再喝酒了。杨可冰讲到这个患者时是难得的轻松之态，语气里摆脱了沉重，一点点欢悦起来。“到现在，这个患者还经常参加我们给酒依赖患者组织的活动，一对一的帮扶、公益讲座之类的，他不仅是参加，还现身说法，鼓励大家早日戒酒，恢复正常生活。”
这算是他治疗比较满意的一个患者。杨可冰转到酒依赖病房之后，自感“成就感”更高了，经过规范化治疗的酒依赖患者，大多数都能达到预期，这让他很欣慰。最近的几年间，他也经常做客一些健康类的访谈及科普节目，向广大观众深入浅出的介绍烟酒成瘾以及戒除的相关方法，门诊里的酒依赖患者确实较过去有了提升，不少患者表示是看了网上的节目慕名而至的。
随之而来的是工作日趋忙碌，曾经负责的 MECT 治疗室管理工作交付他人，杨可冰则将更多地精力都投入到酒依赖的临床治疗与研究之中，先后参加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 “酒依赖者戒断后心理渴求的潜伏现象及神经机制” 和 “酒依赖者情感相关脑区的结构功能损害与成瘾易感基因的关联性研究”。
如今，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酒依赖。但在门诊中，通过朋友或者外院医生介绍来的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占到了三成以上。
技巧
有时候，门诊就像一个战场。有时热战，有时冷战。
曾经的诊室里，每位医生的桌子下都会有一个小板凳。杨可冰说，这个板凳的作用是在精神病患者躁狂发作时做一个阻挡，因为医生不能还手，所以，拿这个先挡一下，之后找机会赶紧跑。这种境况，仿佛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经历过，杨可冰在说到小板凳时，引起了办公室其他同事的共鸣，纷纷描述起自己曾经遭遇的各样经历。“现在板凳没有了，换成了红色按钮，诊室一般三个相连通，可以自由穿梭。” 随后又不约而同感慨一句，“当精神科医生还是挺危险的！”
而比遭遇病人发作更尴尬的是 —— 冷场。
“无论怎么问，病人根本不理你，这就很不好处理了。” 杨可冰说，“作为一名合格的精神科大夫要尽量避免这样的处境，会问诊很重要。”
好的问诊都是有套路的。首先，决不能干巴巴的问，要注意提问的方式、语气、修辞。所有有效的问诊都是医生站在主导地位，引导病人进入谈话节奏，而不能被患者的胡言乱语给带跑了。其次，由浅入深，不能上来就问“你得了什么病”给予患者刺激，大多精神病患者意识里都不认为自己有病；应该从患者最紧密的圈子展开提问，先是开放性的问题，继而紧紧围绕一个中心点展开深入聊下去，去挖出症结点。最后，要会倾听，病人都是喜欢被接纳、被关心的。适当地听而不是一味打断会让病人状态放松愿意讲，但在听的过程中要抓住主要的点予以肯定或反问，让病人感觉到医生是在认真听而不是敷衍。
能总结出以上几点，杨可冰也不是没走过弯路，毕业之初，也遭遇患者不配合的情况，但他肯下功夫，把每一位就诊的患者都变成一次问诊训练。私下里，还特别关注孟非主持的节目，杨可冰表示，在孟非和嘉宾的对话中能学到很多技巧，这些技巧经过改良加工移时换境被他运用于门诊之中，效果卓著。
“要懂得寻找合适的切入点，根据患者情况，及时分辨出最容易撬开的那道门非常重要。” 杨可冰坦言，这的确需要能力和训练，只有经历过足够多的病患才能更好地把控现场。
在周五门诊时，他将自己总结的问诊技巧悉数施展，整个问诊过程几乎都能得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无形中气场充溢其间。
有一位长居法国的中年女士，在倾诉自己焦虑抑郁的可能病因之时，说到了刚到法国时语言不通的窘迫之境，一度愁眉凝结，这时，杨可冰轻描淡写接了句：“法语可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呢！” 那位女士颜色稍缓微笑道：“是呢。” “那您现在法语没问题了吧？” “嗯嗯。” 整个对话过程不到半分钟，小小涟漪即风平浪静，病人也回归到正常的讲述状态。
还有另外一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初发病时非常严重，幻听、幻视，之前来看过一次，给药之后，症状迅速缓解，几乎回归正常。这次复诊，讲了相关情况后，杨可冰怀疑她患的很可能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双相情感障碍。
在听完患者及其家人的争相描述之后，杨可冰提了一个要求，让家属先出去一会儿，他要跟患者做一个单独的交流。聚焦于患者本人，从她的性格入手问到家庭及幼年环境等依次展开。杨可冰问出了她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最受父亲宠爱、也最依赖父亲，父亲去世后这种宠爱瞬间崩塌对她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加上她大龄单身没有工作，曾经的失恋也对她打击甚大，她想要营造的完美家庭幸福生活都在现实的重重压迫下分崩离析，致使其高度怀疑自己，怀疑人生。
以上这些内容在家属的讲述中几未提及，也更加证实了他的推测。他认为，精神科大夫跟病人的沟通一定是要走心的，真正的去理解他、接受他，病人才能真正的对你敞开心扉。有时候一两次的谈话也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多次有效的沟通更有利于医生做出正确的诊断。
“当大夫，到后来可能更多的就是共情、理解和接纳。” 杨可冰说。
医生档案
杨可冰 ——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临床二科副主任医师、药酒依赖病房主任。
兵器谱认证
酒依赖、抑郁症、精神分裂症
门诊
周五全天
简介
1999 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后至北京回龙观医院从事临床精神科工作至今。2015 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职硕士研究生毕业。自 2009 年至今在国内统计源核心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多篇，作为其他作者发表论文20余篇。2010 年开始从事酒依赖的临床治疗和科研工作，目前担任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病房主任，重点研究酒依赖的复饮干预问题。曾参加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酒依赖者戒断后心理渴求的潜伏现象及神经机制”（81071080）和“酒依赖者情感相关脑区的结构功能损害与成瘾易感基因的关联性研究”（81271475）。参编书籍 2 部。受Hindawi Publishing Corporation的邀请为 Advances in Psychiatry进行专业审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