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永胜：在喧嚣的世界做个安静的学者
寻访中国顶尖医疗团队 ——
从当初十多个人，到只有他硕果仅存，童永胜在自杀预防研究领域一干就是十多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对我而言，如果能够发现别人所没有注意到、或者证明了别人无法证明的事情，就是最高兴的。” 他略有腼腆地笑了笑，“或许有人觉得枯燥，我却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更 High”！
作为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二科副主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研究室主任，童永胜只是中国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中的一个，但是他却又比大多数人多了份天赋、多了点儿热情，也多了些耐力，这似乎注定他会比别人走得更远一些。
“优秀的科研工作者，要能问出别人问不出的问题，还要有充分的想象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童永胜的导师 ——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临床心理学教授郭念峰曾说过的话，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
童永胜成长在农村的大家庭中，或许是田间地头上无拘无束的生活，令他的思维活跃度超过同龄人。一些旁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童永胜总要探寻个究竟。大人们为此送给他一个“秀才”的雅号。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经常思考一些作业之外的问题，甚至写了一篇关于对数函数底数的近千字“小论文”跟老师交流。幸运的是老师不但没有批评，还耐心地点评回复他的“胡思乱想”。
一篇小论文，仿佛已经指引了他未来的方向。大学毕业后，童永胜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干了三年临床工作。那个时候精神病学科的发展远不如现在，所有治疗药物加起来也没多少，整日面对难以治愈的痴呆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这个人是这样，一旦没有成就感就觉得生活无趣。那时候就想不如去学点别的吧！” 1998 年，童永胜考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那段时间和中科院包括后来北大的老师、同学们在一起，他总能找到 High 点；看到一篇文献，里面有新的发现，而且是他以前不知道的，就会莫名觉得心情特别好。此后，童永胜从临床全面转轨到科研。
在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表明自杀行为和精神疾病的关系特别密切，几乎 100% 的自杀身故者都有精神问题，在自杀未遂者中，这个比例也在 90% 以上。西方学者们将精神疾病称为自杀者“最后的通路”。
2006 年，在一次小规模教学活动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童永胜面对满屋子的国际知名专家，提出了质疑：“我不相信这个结论，至少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专家们当即反问，“你有证据吗？” 对此童永胜没有退却，拿出了充分的数据证明了自己的论点。他通过挖掘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数据库发现，在我国自杀死亡者中，有精神疾病患者仅为 60%，自杀未遂者中，这个数字低至 40%。此后，他在 Cohort-specific risk of suicide for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一文中还进一步阐述了在中国不同群体中不同精神疾病与自杀风险的关系，并且指出在预防自杀方面，不能只关注精神疾病。
该文章是童永胜第一次向国外学术期刊投稿，没想到居然发表在著名的精神病学期刊《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上。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国际精神病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美国《精神医学通讯》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报道。据了解，每月精神病学相关论文多达万余篇，但仅有十多篇能被该媒体报道。
科学研究似乎总是由一个问题引出下一个问题，延绵不休。
在得到上面的结论后，童永胜并没有满足。他想，既然我国自杀以及自杀未遂者中只有 60% 和 40% 的人有精神障碍，那么其他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会不会是冲动型自杀，和人格障碍有关？恰巧，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创立者，也就是童永胜的“老板” —— 加拿大自杀预防专家费立鹏（Michael.R.Philips）当时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筹集到了一笔课题经费，作为弟子的童永胜当仁不让接下了这个课题，结果这一做就是十年。
十年磨一剑，做科研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耐力。“如同炮制一道大餐，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快餐是快，色香味却差得远。” 童永胜说。
为了获取研究样本，三年时间里，童永胜来回奔波于内蒙古、河北、四川以及陕西四地之间。他的团队最充实的时候有 10 个人，少的时候仅五六个。然而他们在三年间共采集样本 1000 余例，最终成就了国内第一篇专门研究人格障碍与自杀关系的论文。
“当时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说服自杀者家属接受走访。我们以乡村医生为媒介，然后确定选取具体家庭去走访。尽管事前对家属说尽好话，依旧有多一半拒绝了我们。” 童永胜回忆当时的经历，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有一次大冬天在内蒙做调研，当地农民为了节省煤炭，屋里也不烧火，我们一人盖一个大棉被，就坐在留有余温的炕上交谈……”
整整三年的东奔西跑，每年出差七八次，每次长达半个多月。有时候同事们会互相开玩笑说：“你和你老婆（老公）呆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如跟我呆在一起的时间长呢！”
地方上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对工作的这股认真劲儿，甚至还给童永胜起了个外号 —— “童扒皮”。“你们来干活，周六日都不休息，你就是电视里那个周扒皮啊！” 童永胜只得无奈一笑。
实际上，“童扒皮”扒得最狠的应该还是自己的皮。每天回到宾馆，同事们可以彻底放松，但童永胜却要再花五六个小时，把收集来的一手数据挨个检查一遍，录入到表格中，以避免原始数据有误差。如果遇到前后矛盾的地方，他还要找调查员核实，调查员回忆不起来的，就需要重头听录音。
“科研要靠数据说话，所以对待每一个数据都不能马虎，有时候甚至是严格到刻板。每一步都‘差不多’，最后出来的东西什么都不是。” 童永胜说。最后呈现在论文中的 1000 多例数据，无一不是经过了至少三四轮核查，才得以公诸于众的。“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我们已经做到极致了！”
预实验两年，收集数据三年，处理数据两年，最后成功发表。在童永胜看来，做科研工作，就是要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当初和童永胜同批到干预中心从事自杀预防研究的有十多个人，现在就只他还全心全意在这个领域里探索。他的美国导师们每次看到他，都会说：“我就知道你肯定还在做这个研究”。他半开玩笑地回答：“除了这个，我什么也不会呀。”
2016 年 10 月，一篇名为 DSM-IV Axis II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 in China 的论文又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英国一位学者为此特意写了一篇长评：虽然人格障碍也是导致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为什么中国的人格障碍发生率没有西方国家高，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对自杀、对精神疾病有一种耻辱感？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精神病的诊断标准是国际标准、西方标准，这种标准并不全部适用于中国。是不是社会文化差异导致中国的人格障碍发生率没有西方国家高？这个判断与童永胜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
“其实结果做出来后，不如事前想象的那么完美。在我们的调研中，人格障碍导致自杀的比例只占 10%，相关性远不如预想的大。” 童永胜谈起这篇论文时略有遗憾。
“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不是因为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终极答案，而是第一个提出了一个问题，引起大家思考。同样一篇论文的价值从来不仅是提出重大发现，还要引发大家的争论，引出新的研究。” 自己的文章能够令业界关注到一个重要问题，并引发思考和探讨，这令童永胜感到很兴奋。他表示这个课题远远没有结束，现在知道了中国的自杀人群中，精神疾病导致的占 60%，人格障碍导致的仅占 10%，那么还有 30% 原因是不明确的。未来，他将就现有数据做新的研究，继续探讨这 30% 自杀原因的谜团。
一位北大教授曾说过，“科研人员，不能是工匠，不能满足于埋头做课题，而要成为艺术家，能够站在艺术的高度看科学的问题”。童永胜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搞科研一定要清楚做一个课题的意义是什么，能够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对于他来说，研究自杀行为的成因，终极目的就是为了预防自杀。
2015 年，他参与的“我国自杀行为特征和危险因素的研究及应用”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未来，他还计划通过电话干预为切入点，预测已有过自杀行为的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以达到预防、避免这些人的二次自杀行为，并将之推广。
现在，童永胜带着十多个人的小团队，每周一他都要让他们读一篇国际顶级精神病学杂志的文章，并在周三上午一起讨论。他说，必须要知道山顶上的人都在做什么，才能走向山顶。“在研究自杀预防的学术圈，我们现在的位置可能是在山腰上的位置，希望未来五到十年，我能带着大家一起走，争取再上一步吧。” 童永胜无意识地边转着手中的笔，边说，“再之后，就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笔者对话童永胜 ——
心理医生也需要心理干预
童永胜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中，他身穿白衣，眉目低垂，左手轻拍一少年肩背，而少年则头裹纱布坐在轮椅上，目光有些呆滞。这是 2015 年天津港爆炸事件中，童永胜为患者做心理救援的一幕。
事发当天，童永胜接到任务紧急赶赴现场驰援，为需要的患者进行灾后心理干预。到达后一切还没准备好，一位焦虑的母亲就找上门来：“你是心理医生吗？能不能看看我儿子？” 童永胜立刻迎了过去。
这位母亲领着童永胜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 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爆炸时，他的父亲为保护他而遇难。少年浑身发颤，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反复叫喊着：“爸爸找不到，爸爸找不到了……” 童永胜知道，这个孩子虽然在肢体上还算完好，但心理上正陷入危机。
第一次接触根本无法跟男孩交流，只能陪在他身边，在他稍微镇定的时候，轻轻拍拍他的身体，用一些简单的肢体接触进行安抚。次日，少年又来到医院，这一次，他情绪没那么激烈了，却始终不说话，医生和他说 10 句，他只回答两个字。
为了让男孩意识到自己仍活在一个现实世界，他问少年：“家里有几口人？最喜欢的小伙伴是谁？” 直到第四天，少年终于有了表情，与其交流也容易了些。童永胜建议他的家人多和少年交流，好转后可以考虑返回老家，回到他所熟悉的环境生活，这样对于少年来说，会恢复得更快。
Q ：灾害发生时，受害者的“心理危机”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童永胜：当遭受严重灾难、重大生活事件或精神压力巨大，使生活状况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出现了现有生活条件和经验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人们往往会进入“心理危机”状态。
在危机状态，很小的刺激就会产生很大的反应。比如，一个凳子倒了，正常人看一眼，觉得只是凳子倒了，就过去了。可患者也许会一下子失控、尖叫、恐慌等，甚至唤起其心中纠结的画面。这种状态持续的话，对内可能诱发抑郁乃至自杀倾向，对外则可能出现暴力反应。当然，在灾难发生时状况会更糟，个体危机可能“交叉传染”，导致群体心理的负面效应，会更加危险。
因此，尽管心理治疗真正成为一个学科、建立行业规范只有几十年，在我国兴起甚至更晚些，但是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越来越重视灾后心理干预。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可，心理干预和身体治疗一样重要。也许它的作用不那么外显，但是在使人们摆脱阴影、重新步入生活正轨上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
Q ：心理医生本身需不需要干预？专业之外，你们的真情实感又是怎样的？
童永胜：这是肯定的。天津港救援中，我主要工作阵地是重症病房。每天看到浑身插满管子的伤员，心里很不是滋味。加之早出晚归的高强度工作，有那么一点快要创伤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有人来通知下午就可以回北京了。一瞬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ICU 病房里的场景、伤员的样子，一幕幕在我脑子里过。但是，相比较亲身经历爆炸的受害者，我们的伤害是来自后方的间接伤害，不可同日而语。
回到医院后，积压了半个月的工作令我暂时无暇顾及自己的情绪。闲下来，发现自己情绪低落时，就放任自己流几滴眼泪，把情绪释放出来。或许是从事这个专业时间长了，有些磨出“老茧”了，相对来说，容易度过去。
童永胜的工作重点多半在科研上，但行政、临床工作也是他无法舍弃的一部分。繁杂的工作每天都在互相竞争，牵拉着他的精力。或许是年轻时工作太拼，他的胃落下了病根，饮食不规律时会旧病复发。因此在他的办公桌上，总会摆着一小撮糖，据说是同事怕他没时间吃午饭，放在桌上“救济”他的。
不过，纵使忙碌，童永胜也总能将自己的工作安排得条理分明。每天的行程表上，重要的事情会 1、2、3、4 逐条罗列得非常清晰。他的微信名叫童拉 A 梦，因为多啦 A 梦是他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我要是能有一扇动画片里的的任意门就好了，这样出差就不用坐飞机啦，能节省多少时间啊”！
医生档案
童永胜 ——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临床二科副主任
兵器谱认证
抑郁症、焦虑症、心理治疗、自杀干预
门诊
周一上午
简介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系博士后。1995 年到北京回龙观医院工作至今，目前担任临床二科副主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研究室主任。在自杀与危机干预领域深耕多年，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