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新：“三好大夫”和他的“不护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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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 神经外科 杜建新
作为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党支部书记、小儿神经外科专业组组长，杜建新的日程每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 —— 交班、查房、手术、会诊……身材精瘦却总是风风火火地穿梭于病房、诊室与手术室。无论多忙，杜建新总是挂着招牌式的笑容，在众多繁琐间举重若轻。他说，一直以来，忙和累都是医生的常态，除了本职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担负起那份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
一日清晨，临时增加的会议让杜建新提早半小时到达办公室。忙碌的间隙，他抽空解决自己的早餐 —— 几片苏打饼干和一杯浓郁的咖啡。看到记者进门，连声招呼：“吃早饭没，一起来点儿？”
喝咖啡，是杜建新早年赴日本进修时养成的习惯，只要时间允许，每天一上班，他都会冲上一杯胶囊咖啡，简单又省时，而所用容器却是个意想不到的玻璃茶杯。面对如此“别致”的搭配，他笑笑说：“咳，我们哪有时间去讲究这些。”
当指针临近 7 点 50 分，他迅速结束了短暂的早餐时间，起身间将剩下的半杯咖啡一饮而尽：“走，咱们去门诊。”
“杜主任，麻烦您帮我看看片子吧。” 拥挤的楼道中，有位家属迅速挤出人群，将一沓 X 光片递出。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让杜建新放慢脚步，借着楼道的灯光扬起手臂，仔细看着那灰白影像。“没什么问题，放心吧！” 简单回复后，他又恢复了匆匆步伐。此刻，门诊室外挤满了等待的病患。
“您怎么不合适？” 每位就诊的患者不等落座，就会听到杜建新已经说出开场白。与循循善诱的方式不同，杜建新代表了另外一种问诊风格 —— 开门见山地直指要害，言语平和，温和的脸上始终挂着“杜氏笑容”。
“80% 的癫痫都可以通过吃药缓解，如果吃药可以解决问题，何必非要给孩子做手术呢？” “您这种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发展的，除非越活越年轻”……按部就班，逐一诊断，满脸笑容却言简意赅，尽管有时患者会觉得这个大夫直白得有些不近人情。
一位从外地赶来的小患者走进诊室，8 岁的小男孩怯生生地跟在母亲身后，乖巧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恐惧和不安。“小朋友，你怎么啦？” 看到孩子落座，杜建新调整了一下坐姿，探身轻问，比起与成人交流时的单刀直入，此时他的言语中多了些许柔软。这个孩子先天脑部发育不全，曾因脑积水做过手术，目前已经上学，但明显比正常孩子发育缓慢，两年前的核磁检查显示一切无异，可家长仍有些担心，“就想过来让您看看，要不然不踏实”。
听完患儿的病情，杜建新给出了判断：“目前没有需要手术解决的问题，孩子脑室确实大了一点，或许会有医生选择为他做分流手术，但对孩子不会有太大的本质性改善。对于这类大脑发育迟缓的患儿，家长最需要的是陪伴和耐心，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训练，慢慢来吧！”
一个上午的门诊，“快”和“直接”是杜建新最大的标签。“快并不是糙。他总是一眼看出关键点，然后开门见山。” 科室同事如此评价道。
由于涉及脑部、脊髓等神经系统的疾病，神经外科领域的手术大多具有极高的风险，若是涉及儿童，难度系数更甚。
某日上午 8 点 30 分，一名 9 岁的女童被推进手术室，在随后开始的手术中，她脑部的畸形血管团将被彻底切除。为了避免对患儿进行二次麻醉，杜建新特意把手术安排在带有造影机的 12 号复合手术室，这样做，除了能为孩子减轻一定程度的痛苦之外，也可以为她的家庭节省一部分费用。
颅内脑动静脉畸形（AVM）是一团发育异常的病态脑血管，其体积可随人体发育而生长，是由一支或几支弯曲扩张的动脉供血和静脉引流而形成的一个血管团。这台手术即便在整个神经外科领域也属特大型手术。如果不做，深埋在脑部的畸形团就相当于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发脑出血，危及女孩生命。
通过术前的影像检查，杜建新发现畸形团位置相对较深，这也令整个手术的难度直线飙升 —— 在畸形团未完全暴露之前，每一个微小的偏差都有可能碰破血管，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操作角度，杜建新和助手们反复调试着手术床的位置。无影灯下，他通过手术显微镜，沿着畸形团的边界一点点进行剥离。静谧清冷的气氛中，只剩下监护仪不时发出的“滴滴”声。除了与助手们必要的操作交流之外，他集中了全部精力，术中还不时停下手术刀，凝重地观察着显微镜下的毫厘之地。
“切除畸形团有严格的顺序，必须先断动脉，再断静脉，否则就会造成术中血管膨胀，造成灾难性地大出血。这类手术失败的例子不在少数。” 与杜建新合作进行手术的曾高医生进一步解释。在科室内，曾高是与杜建新合作最多的医生之一，小儿神经外科的手术大多都由二人配合完成。
两个多小时之后，大小约 3cm*3cm 的脑部畸形团被顺利取出，最后的出血量仅为 100 毫升，远远低于外科手术中 200~400 毫升的平均值。“儿童的血量本身就比成人少，所以针对孩子的情况我也会格外注意。” 术后，杜建新说。
经过造影检查，这个深藏的脑部畸形团被彻底切除。杜建新的神情明显放松了下来，与一旁的助手开起玩笑：“刚才的手术床调得那么高，你以为我有一米八呀。”
如今，小姑娘已经顺利出院，排除了脑部隐患的她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曾经历过的凶险。而类似这样的手术，杜建新每年要做上近百台。
在杜建新眼中，医生分为三个阶段 —— 年轻医生是为自己做手术，从中积累更多的经验；成熟些的医生则是为病人做手术，目的是解决他们的病痛；而作为资深医生来说，更多的是为了患者家属和社会。作为从业 30 余年的医生，在面对一些恶性病症的患者时，杜建新也会考虑更多，“尤其是面对那些 ‘希望不大’ 的患儿，很多家庭往往会失去理智，总想不惜一切”。
“或许我可以通过手术，延长患者的生命，但代价就是他们的生存质量会变得很差，也会加重家庭负担，这时我就会考虑跟家属进行沟通，是否可以用生命的质量换取长度。似乎看上去理性得有些冷血，但这也是医生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说到此处，杜建新的语气有些低沉。如果将神经外科比喻成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小儿神外并非枝繁叶茂的枝丫 —— 不同于神经外科的其他分支，它综合了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和神经外科等体系，是治疗 14 岁以下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学科。如今，在中国的 15000 余名神经外科医生中，专门从事小儿神经外科的医生仅百余名，杜建新，便是其中一员。
时间回拨至 1983 年，就读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的杜建新进入临床实习阶段，他被分入宣武医院。彼时，这里已经全国知名，而神经外科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科室，拥挤嘈杂的楼道中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往返呼啸的救护车笛声也成为老师授课时最常见的背景音。“要学就学最牛的专业” —— 就此，杜建新推开了“神经外科”的大门，并且一路前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潮，杜建新也融入其中。1990 年，他通过考取笹川医学奖学金，前往日本和歌山医科大学神经外科进修。“我是比较传统的人，认为出国仅仅是学习而已，结束后还是要回来。”尽管跟杜建新同期分到医院的同学如今大部分都身在国外，但想起自己当初的选择，杜建新并不后悔，“做医生的话，我认为在国内更有用武之地”。
从医 30 余年来，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各种常见病和疑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以小儿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更甚，包括肿瘤、先天畸形、血管性疾病等。
攻读博士时，杜建新的专业开始从大神经外科逐步向小儿神经外科细化。那时，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愈发完善，各个专业开始步入纵深阶段的发展。
谈及为何选择这个相对“小众”的亚专业，杜建新笑眯眯地云淡风轻：总是要有人干嘛。“当时就是几位领导开会讨论决定的，而且小儿神外也是神经外科的重要分支，对专业要求也更加全面。” 接到了指示和任务，他便将自己的专业中心往小儿神外上着重偏移。在他眼中，这里，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病例。
由于儿童自身生长发育的生理特点，“小儿神外”并非成人神经外科简单的“微缩版”。“统计数据表明，儿童脑肿瘤目前是除了白血病之外，发病率最高的儿童肿瘤。但显然，与后者相比，目前各界的关注度还是不太够。” 对于小儿神外的发展现状，杜建新并不满意。
作为并不强势的专业分支，人才梯队的培养是杜建新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宣武医院小儿神经外科项目组组长，他把“积极主动寻找有志于从事小儿神经外科的人才”列为最近几年的工作重点记在年鉴之中。“没办法，慢慢来吧！”几年来，宣武医院小儿神外的人员日渐壮大，尽管 5 人的队伍仍旧显得有些“单薄”。
在印象中，风风火火的外科医生大多都有个火爆脾气，杜建新却是那个“少数派”，同事眼中“甚至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没有”。
楼道探讨病例，是每天早查房时的重要环节。每每此时，杜建新总是将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前被年轻医生围在中间，听大家讨论是他最常做的一件事。发现年轻大夫的判断失误，他也总是笑眯眯地指出：“咱可不带胡说的啊！” 而这已是他最为“严厉”的批评。
“技术好，脾气好、人缘好” 是曾高给杜建新最直接的评价。
“杜主任能够胜任绝大多数神经外科的手术。因为神经外科的亚专业分科只有儿童组是以年龄为划分，因为所有病症都会发生在儿童身上，技术全面是必须的。为了培养年轻医生，他总是放手推着我们走，不只让年轻人‘打下手儿’。而且他从来都是温声细语，不会给人太大的压力和束缚感。”曾高接着说。
毕业后便来到宣武医院，如今的杜建新已经是科室内年资最长的大夫。聪明、全能，是同事们给予他共同的评价。
神经外科护士长王军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初，电脑刚刚开始运用，很多操作知识大家都不太了解，包括投影仪等一些新设备，所有这些杜建新几乎“一看就会”。“他不止学得特别快，还特别耐心地教给其他同事。几乎是有求必应，只要问到他，都会不厌其烦地施以援手。”
“毕竟在他那一代人里，能够同时做到出国留学、英文过硬、专业全面、又把手术做得利索漂亮是很难得的。” 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洪韬说道。
2012 年，杜建新曾作为医患关系协调管理网优秀网员接受表彰。杜建新说，医者一定要全心全意地对待病人，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把病人治好，其实就是在用自己的健康换取病人的寿命，但是看到每个病人痊愈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感，又是无法言表的。” 这句话也被他时常挂在嘴边，说给年轻医生听。
在杜建新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里面装的是快递过来的医疗纠纷鉴定资料。身为业内人士，杜建新承担着多个鉴定机构的鉴定专家重任。
“我看过很多资料，有些深陷纠纷的医院确实会存在一些细节方面的纰漏，尽管或许无伤大雅，但在问题面前却也难辞其咎。” 面对同行的所遇纠纷，杜建新并不“护短”，“无论何时，哪怕再忙、工作量再大都不能成为失误的借口，性命攸关，医生容不得半点疏忽。” 这句话，杜建新说得不慌不忙却又掷地有声。
除了公认的“三好”之外，杜建新的“顾家”也是院内闻名，每年夫妻俩都会利用有限的假期出游，这也是他在忙碌工作中的调剂。他的微信头像是与夫人的合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亦如是。“这张是在马尔代夫，旁边这张应该是在好望角，这张好像是在瑞士……”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将留在玻璃板上的几滴水渍轻轻抹去，“这几张都有年头了，该换新的啦！” 定格的画面中，碧海蓝天，两人笑意盈盈。
医生档案
杜建新 ——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党支部书记，小儿神经外科专业组组长，主任医师。
兵器谱认证
小儿血管病、颅内肿瘤、颅内重症
门诊
每周四上午（专家门诊）
简介
1983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1986 年考入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从师神经外科著名专家丁育基教授。期间主要从事神经移植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当时宣武医院开展的神经移植工作作出重要贡献。1990 年考取日本笹川医学奖学金，赴日留学。在此期间主要从事有关神经移植的动物实验研究。并且在日本全国的神经移植和再生大会上发表研究成果，发现大鼠神经节内多巴胺能细胞阳性染色的存在。后在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凌锋教授的带领下，承担起国家“十五”攻关的课题中关于脑出血外科治疗的研究。
对小儿神经外科的各项诊疗技术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较深的认识，在小儿血管病的诊疗方面居全国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