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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 脑血管专业组   王  硕

“海拔”185，私底下大家称他为“队长”。

队长是个大忙人，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开会。“队长”很亲民，开玩笑时爱挤眼睛，颇有“老顽童”的风范……

这位队长，就是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的王硕教授。从医31年，他说他的目标简单得近乎纯粹，“我就想把志同道合的人领到共同的目标上干点事儿，能多治好几个病人是我最大的心愿。”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用在王硕身上恰如其分。对他来说，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勤奋与机遇缺一不可。

聊起学医的初衷，王硕很实在地说，“其实就是养家糊口。” 他生于医学世家，按照家里“女生学医，男生学工”的传统，他本应是与医学无缘，然而恰逢文革刚结束，工科找工作不易，他转而学医。“不论如何，总得有个事儿干，”王硕说，“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会了这门手艺至少饿不死。”

现在回头来看，他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比正确，“我干事儿干净利落脆，这种性格其实挺适合做外科，尤其是脑血管外科。”脑血管疾病来势较快，病势险恶，变化多端，犹如风一样“善行多变”，要求医生也必须有疾如风的行动力和应对能力。王硕每年完成各类型脑血管病及颅内肿瘤手术约500例，手术室的护士说，“跟他做手术我特放松，手麻利快。”年轻大夫也跟他开玩笑说，“您去7手术室看一眼，瘤子就出来了。”

王硕的快，实际上得益于他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知道针对某个问题如何处理最高效。五病区副主任曹勇曾以“切除大脑动静脉畸形时如何止血”举例，他（王硕）会先调低电凝的电量，继而带一些周围的脑组织烧，这样才能止住血，因为异常血管中是没有蛋白质的。

说起机遇，确实与勤奋密不可分。1996年，是王硕从医生涯的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一年，王忠诚院士力排众议，在神经外科全面推广显微镜手术，从而开创了国内显微神经外科的新时代。也是在这个时候，王硕作为“新生代力量”之一，以35岁的年纪成了血管组组长。如果按照正常晋升程序，要达到这个位置至少要到40岁以上，王硕这一步刚好提前了十年。

“显微镜手术其实就是个熟练工种。”手术间隙王硕告诉记者，80年代用的显微镜他们叫“老日本镜”，不同于现在的是，“老日本镜”没有监视器，但它一个主镜和两个助手镜，主镜是给主刀大夫用，另外两个给助手用。那时候想要观摩王忠诚院士、赵继宗院士的显微手术，只能排队“等镜子”，机会来之不易王硕总会倍加珍惜。在手术之余，他还喜欢窝到病区库房里的显微镜旁，反复练习镜下的解剖、血管吻合等手术。经常性被王院士“抓包”后，王院士逐渐认可了这个勤奋的学生。

对于外科大夫来说，十年一个台阶。回忆当时的心境，王硕坦言，真是压力山大。“那个时候我还不成熟，很多手术虽然能做，但其实心里还是没谱。”然而已经被赶鸭子上架，他只能逼自己从原来的“快步前进”变成“跑步前进”。那时他除了就汲取王院士、赵院士手术中的精华，还大量阅读国际前沿文献资料，在前人经验中寻求自我的突破，“那时候我们都两三点睡觉”，王硕说。就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他的学生还找翻到一本他当年看过的书，翻开扉页，印着王硕的签章，再看里面，密密麻麻画满了重点。
给病人最好的治疗  

“一方面是最大程度地切除病变，另一方面要将手术副损伤减少到最低程度，确保病人术后获得良好的生存质量。” 王忠诚院士这句话至今仍被悬挂在天坛医院手术室的墙上，这也是王硕长久以来追求的目标。同事眼中，王硕“务实”而“拓展”，他永远思考着如何“给病人最好的治疗”。

巨大脑血管畸形切除手术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在神经外科手术中名列前茅，2月23日，王硕要做的就是这样一台手术。患者是央视记者兼主持人王女士（化名），正值30多岁的黄金年龄。据同台手术的天坛医院神经介入科主任医师刘爱华介绍，她的脑内的畸形血管团直径已经接近7厘米，占据了大脑半球一半的体积。由于血管团压迫左脑重要功能区，分离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右侧肢体偏瘫、失语、严重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同时，该畸形血管团血运特别丰富合并高流量的动静脉瘘，术中可能出现大失血危险。

23日一早，王女士就被推进了复合手术室。影像科医生先为患者做了造影，随后，介入科医生将球囊置于大脑中动脉内准备随时阻断血流。

这之后，就到了王硕上场的时间了。“准备720的夹子，双极调到12”、“给我大棉条”……手术台上，除了必要的交流，王硕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显微镜中的那寸厘之地。分离大脑组织、暴露畸形血管团、夹闭供血动脉，历时近两个小时，病灶切除。直至此时，他才长长舒口气。经手术中二次造影检查证实，巨大脑血管畸形一次性全部切除。

如果是在去年12月以前，像王女士这样的巨大血管畸形手术，从造影、栓塞、手术，到最后二次造影检查，历时将长达数天，需要经历四次麻醉。假如畸形血管没切干净，她还要将上述环节再重复一次。而现在，她仅需要经历“一次麻醉，一站式治疗”。这都要归功于天坛医院去年年底开始投入使用的“复合手术室”（Hybrid Operating）。

实际上，复合手术室在国内已有先例，但专为脑外科而生的，天坛却是首例。这个项目由赵继宗院士倡导，王硕与赵院士一同负责落成。它大大缩短了诊疗时间，减去了病人需要经过多次麻醉的痛苦。王硕说，“手术和栓塞是治疗血管病的两种方法，我们现在用一个手术间把两种治疗放在一起，能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将损伤降到最低。”

粗略统计，从2015年底投入使用至今，“复合手术间”已救治了数十名危重病人。

王硕说，神经外科是个靠科技推动的学科。这些年来，他率先在国内建立了较完善的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在脑血管病手术中率先运用功能磁共振、神经导航、荧光造影、电生理监测、激光多普勒脑血流监测、TCD脑血流监测等辅助技术，大大提高了脑血管病的手术安全性和效果。

当医生要“将心比心”  

明朝裴一中曾在《言医》中说：“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在王硕看来，知识、技术、医德是撑着医生往下走的三条腿，缺一不可。他说，“当医生要对得起良心，要懂得将心比心。”

王硕总是能够急病人之所急。目前，钛合金是脑瘤手术用于修补缺损颅骨的重要材料，有些病人做过手术后，总感觉额头上有个突起，“这就是钛片没有和颅骨完全贴合”。

在病区周三的早会上，王硕特意提到“你们以后别管做什么手术，脑门这儿如果需要钛片，能不能在骨头上磨个槽啊？把钛片镶进去，或者尽可能躲开拐角这块儿。”门诊中，王硕已经遇到好几个这样的病人了，“我们刚做完手术，还肿着的时候看不出来，等消肿了，病人老摸着这儿有个东西，都成心病了……”

王硕说话语速很快，但病情一定会解释清楚。他声音浑厚音调不高，令人不自觉去信任。

门诊中有一位动静脉畸形患者问他，“那我这病出血的风险大不大？”王硕回答的很直白：每年一百个病人有2~4个出血，其中大概有10%会出意外，说白了就是10个里有一个救不回来，出血留下后遗症的有30%~50%。“我的意见是，第一要查，做不做手术我现在不敢说，要做血管造影；第二要做功能核磁，看看你的功能区和病灶关系密切不密切。”他习惯边给病人解释病情，边写病历，少则三五行，多则一页多，有时边上还附上一个图解。

“我的专业病人不懂，但我要告知他。”在王硕看来，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治疗方法，任何方法都有缺陷，“我只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告诉病人什么方法可能更好”。

对于手术，王硕也表示，“谁也不能保证不出风险，但我按规矩办，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告诉病人可能出现什么危险，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在他看来，其实很多风险都是医患“共同承担”的，“我努力了，对得起良心。”

暖心“萌叔”  

王硕说话很风趣，笑起来两块苹果肌分外鲜明，走到哪儿都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病房里，有个孩子指着王硕白大褂上别着党徽，奶声奶气地问，“妈妈，那个旗子是什么啊？”还没等妈妈回答，王硕就一脸正经地回答，“哎呦，这旗子可厉害了，管着整个中国！”说完自己先笑了。

门诊室内，一位河北来的患者拿着检查结果来复诊，家属焦急地问，“王主任，您看结果合格吗？” 王硕模仿病人的河间口音回答：“合（hè）格、合格”。

身高185cm的他，私底下被大家叫作“队长”，这个外号据说已经存在长达十多年，很多人只是跟着叫，却不知外号从何而来。一位年资较高的护士解释，“因为他长得高，大家就调侃他手里要拿个小黄旗，就跟导游似的。”

“队长”很亲民，别看他海拔高，但他的心态从来不高。一般要是中午到了饭点儿手术还没结束，如果只余收尾工作，他会让助手和护士先去吃饭，自己把最后的工作完成。

他开玩笑时爱挤挤眼睛，颇有“老顽童”的风范。让护士准备新款止血胶的时候，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说“要精准啊，抽四下，然后使劲儿晃”，后一句笑着说“你自己也得跟着晃”。采访当天，正值“三八妇女节”，他开玩笑说，什么叫妇（父）女节呢，就是“父亲”和“女儿”的节日，所以我要回去陪闺女啊！

队长是个大忙人，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开会，要不就是在开会的路上。前些年不那么忙的时候，他还能开车带着妻女来个自驾游，带上相机到处拍一拍，他曾用自己的摄影作品印过日历，起名《硕果》，科里一人送一本。现在忙起来，这些闲暇之娱都成了奢侈品。他特实在地说，“大夫也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我现在就希望一个月能腾出一个周末来，多陪陪家人。”

曾经，王硕在王院士的指导下完成过一台出血很凶的动脉瘤手术，面对汩汩而出的血液，王院士曾问他，“怕吗？”在听到他回答“怕”后，王院士欣慰地说，“知道怕就好。”王硕说，“无知者才无畏”，经历越多，越知自己能力有极限，医学并非万能，而病人从来无法拿来做实验，作为医者，更需慎重，“医生是个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

“缩小医疗界的‘城乡差异’”是王硕作为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最大的愿望。他近年来大力推进医师规培工作，“中国缺少规范化”，他希望未来不论在大医院或是小医院，对于常见疾病的病人都能得到同样的治疗，并达到相同的效果，即“同治”、“同质”。不过他也清楚地知道，“就现在的国情来说，这件事很难”，但几十年后，一定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