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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北京天坛医院  脑血管专业  赵元立

小心翼翼（右一为赵元立）

从手术室内的气氛就能看出，手术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显示屏，注视着术者正在进行的操作。

清晰的视野中，脑组织映入眼帘，一双手正小心翼翼地将一个小肉瘤跟周围白色的视神经做最后游离。

助手和护士们大气都不敢出，因为如果此时术者手一抖，哪怕对那根白色的视神经有一点点损伤，患者就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

术者全神贯注，眼睛紧紧盯着显微镜，双手在只比指甲盖略大的空间里稳稳操作着。几分钟后，一个蚕豆大小的肉瘤被完整地取了出来。在场所有人都长出一口气。

这位术者，正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脑血管外科和老年肿瘤专业组组长赵元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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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地消除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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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位年轻患者给赵元立和他的助手发了一张自己的结婚照，并留言说：“我术后恢复得很好，最近刚刚领了结婚证，家里人说一定要跟您分享下，感谢您救了我！”

这个小伙子患的是动脉瘤，在医学界被称为“不定时炸弹”。它的产生，是由于动脉管壁长期在血流冲击下，因受到的压力不均衡，而形成气球状的局部突出。它可能长在身体各处动脉的血管壁上，长在脑部的尤其危险。患者平时几乎感受不到其存在，一旦破裂，便会形成出血性中风，约有1/3的病人连送急诊都来不及。

小伙子脑子里长的动脉瘤很大，还有过反复出血的历史。由于位置在大脑深部，加上家属顾虑重重，所以尽管跑了很多家医院，都没有得到妥善治疗。在天坛医院赵元立这里就诊时，赵元立也感觉棘手：手术风险很大，从瘤子的位置看术后偏瘫几率肯定很高。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如果再不治疗，这位年轻的孩子就毁了。

看到家属对后遗症的顾虑，赵元立知道一定要跟他们充分说明利弊，尤其是如果再一次出血，人就没了；但另一方面，一旦患者同意了手术，他承担的风险也比以往都要高。

手术结果出乎意料的好，除了术后有几天手脚发麻外，到出院时，小伙子基本上是一个正常人了。局外人不知道的是，作为神经外科医生，最难的两类手术，一个是肿瘤位置深且凶险的颅底肿瘤；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手术。尤其是后者，因为所有的手术操作都是在颅内血管上进行，而大脑里的神经，全都由这些密密麻麻的血管网络参与供血、维系神经功能，术中颅内血管的损伤轻者术后偏瘫、失语，重者术后昏迷不醒、甚至术中大出血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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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地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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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赵元立曾给表妹的同事做过一次手术，瘤子切除很干净。哪知过段时间，表妹很不屑地找到他，说：“我看同事做完手术后眼睛都睁不开，走路也走不了，就像废人一样。你们这就叫把病治好了？”

这话就像警钟一样，并让他承认“很有道理”：瘤子是切了，疾病是得到了根治，但患者的生活质量却丧失了。到底哪种方式更契合患者需求？赵元立开始反思以前的治疗思路。他回忆起曾经看过的国外专家实施肿瘤切除手术的案例，有时并不单单追求切得多么干净，更在乎的是对病人身体机能的保护。随着经验和能力的增长，现在他越来越重视两者的平衡，对于患者来说，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保证生活质量是他们更为看重的，医生也需要转变现有的观念。

脑血管畸形是赵元立诊疗的一个主要病种。这种病症的现象是，一团复杂交错的血管先天就没长好，供应正常脑组织的动脉往往和异常的血管畸形供血动脉交错在一起。术中如果判断错误损伤正常动脉，术后病人就会失去语言功能；如果未切除全部的畸形血管，则要冒着日后脑出血的风险。如何评估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一名脑血管外科医生而言，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需要的是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扎实的基本功。

不久前，他接诊了一位特殊患者，这位女性是一名节目主持人，却偏偏在语言功能区附近长了一个大血管瘤。患者术前非常纠结：根除这个肿瘤要冒很大风险，或许从此职业生涯就被葬送。对于赵元立来说，这样的手术也给他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他需要付出加倍的小心防止在切除瘤子的过程中触碰到语言功能神经。经过细致检查和术前充足准备，他凭借经验顺利地完成了手术。其结果让患者惊喜不已：除了术后几天说话有点结巴，目前这位节目主持人已经完全恢复正常，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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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方便患者开设的联合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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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常见到的神经外科门诊形式不同，天坛医院脑血管外科多年前已经开设多学科联合会诊中心，脑血管外科医生和介入科医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诊断和决策，最后推荐给患者一个最恰当的诊疗方案。这种“新鲜”的联合门诊的方式，是赵元立和擅长介入手术的李祐祥教授组合打造的，目的只有一个：以病人为中心。专家围绕病人，提供全面、客观的治疗方案，方便患者，一次门诊解决问题，而不是让病人自己去找不同的专家会诊。

诊室内，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儿女搀扶下走了进来。影像资料显示，老人左侧头部浅层长了一个动脉瘤。 家属为难地说：“我们带着母亲看过不少专家了，外科专家说可以做手术，介入专家说从腿上插管做手术效果更好，我们不知该怎么办了！”

赵元立和李祐祥两位主任分别研究了患者带来的资料，然后给患者家属一个明确答复：瘤子单从位置上讲，可以做显微手术，费用上稍微便宜些；但老人年纪偏大，可能会存在手术风险，而且恢复较慢，行介入术可能会更安全，所以综合考虑，建议如果家里经济条件承担得起的话，最好做介入手术。家属感慨地说：“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了两次门诊，花了上千块的挂号费，等了半个多月，结果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没想到在这里，能同时挂到两位专家的联合门诊，一次就搞定了。”

这样的联合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开放。近年来随着科技不断发展，脑血管外科手术突破了单一开颅手术模式，显微手术技术、内镜技术、机器人技术、神经介入技术、药物、基因、免疫，甚至放射方面的治疗都开始在临床广泛应用，其中显微手术和介入手术最为常见，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对于患者而言，想要知道这两种方式的治疗，需要反复挂号，除了经济负担，最重要的是，每个专家往往都是从自己专业角度给出方案。最后如何抉择，往往让没有多少医学知识的患者及家属更为难。

赵元立希望通过这样的组合方式，最大程度地给患者以实实在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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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启下的少壮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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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疗专业的赵元立，有一串漂亮的履历：

26岁：晋升副主任医师

29岁：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

34岁：晋升主任医师           

          担任脑血管外科和老年肿瘤专业组组长

36岁：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

1988年，协和医科大学成为他理想的起点。8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的赵元立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选择出国，而是接过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王忠诚院士伸出的橄榄枝。起初，赵元立也只是个跟在老医生身后的“小尾巴”。但他不怕苦，不怕累，脑外伤组轮转时经常需要上夜班，他就整天泡在病房里，从而获得了很多意外的手术机会。

1997年底，赵元立被安排学习神经导航手术。此前，医生做开颅手术只能凭经验寻找病灶，而神经导航手术则通过计算机定位，在术前就能勾画出病灶所在的位置。这对于风险较大的开颅手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当时，国内对这项技术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所有文献资料都是英文的。1998年，手术室改装完毕，新设备投入使用，赵元立把厚厚一本说明书逐字逐句读下来，并翻译成中文。经过半年努力，他最先在国内掌握了导航技术并在神经外科大力推广，显著提高了开颅手术治疗颅内深部肿瘤和血管性病变的成功率。

随后，赵元立被调到颅脑外伤病房，负责筹建低温治疗和重症监护病房。其间，他还曾出国进行了短期学习。2001年，他被调到脑血管外科，并且开始收“徒弟”。当时，30岁的赵元立和他的学生几乎同龄。“我和学生之间比较随便，大家一起讨论问题，每星期进行一次学术谈话。”赵元立把他从国外学来的医科学生培养模式用在教学过程中。

（赵元立作为多点执业的先行者之一，还担任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这是他为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患者介绍手术方案。）

叶迅，从硕士开始就是赵元立的学生，一直到博士毕业，他心目中的导师都是“严谨而不严厉”的。除了对工作的严谨，他看到的老师还是个细心的人：“接诊一个新的病人，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疾病本身，还要了解患者的工作、社会，仔细询问患者的家庭情况，这样才能综合考虑，给出复合患者最大利益的治疗方案。”

对任何一位医生来说，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赵元立所在的神经外科同样是与死神赛跑的竞技场，“即使现在天坛医院神外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同等水平，但神经一旦被破坏，单靠手术刀也是无法恢复的。”赵元立经常思考，对于神经受损的患者，能否通过药物或者电极对病变位置进行刺激，使其重新焕发功能？这些问题经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在赵元立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3D打印的血管瘤模型。作为科内“少壮派”代表之一，对于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3D打印的血管模型有助于术前更精准的评估手术风险。同时给医生也提供了一个术前模拟手术的机会，但这种方式目前成本较高，只能借助他自己相关的科研经费，将一些复杂病历模型打印出来，他希望随着成本降低，未来每个手术病人术前都能有这么一个3D立体血管模型，这对于提高手术的成功率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肯定有我治不好的病。我能做到的只有不停地接触新事物，一直学下去。” 赵元立说，“无关年龄，在于心态”。

医生档案

1996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疗专业，已经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20年，2015年10月起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26岁晋升副主任医师，29岁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34岁晋升主任医师并担任脑血管外科和老年肿瘤专业组组长，36岁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目前已培养硕士研究生30余人，博士研究生20余人，博士后2人。

主要从事脑血管外科、颅脑肿瘤、神经重症监护的临床工作，最早在国内开展神经导航引导的海绵状血管畸形、垂体瘤、胶质瘤等微创手术，目前累计完成各种高难度开颅手术超过5000例，熟练掌握了各种复杂的脑血管疾病和颅脑肿瘤的手术技巧，从2001年开始就作为课题组骨干成员，参加王忠诚院士和赵继宗院士主持的颅内巨大动脉瘤和巨大脑动静脉畸形手术等国家级课题，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目前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际合作项目，针对脑血管畸形的出血风险预测、3D打印载药人工硬脑膜、术中脑血管造影联合开颅复合手术治疗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和颅内外动脉狭窄等临床和基础疑难问题，带领自己的工作小组，不断深入研究。

目前担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神经外科杂志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兼任全国青联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