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丕楠：以史鉴今，修仁心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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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北京天坛医院 神经外科副主任 神外九病区主任 刘丕楠
身为一名外科大夫、医者之外，他业余时间看的书涵盖了历史和文学，从春秋到民国，他连缀成线；从苏轼到余秋雨，他侃侃而谈。
天坛神外九病区的主任 刘丕楠，名字里就嵌着文气，曹丕的丕，楠木的楠。可以想见，当初父母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就寄予了殷殷期望。
初见他，白衣，清颜，剑眉，朗目，沉稳而不失风度，面有倦色却依旧从容，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之态。
1967年生人的他已近知天命，恰是外科医生的黄金时期。
周四下午，神外五楼特需门诊候诊区挤满了患者及家属。
他们都是冲着神经外科九病区的主任刘丕楠过来的，特需门诊原本是两点开始，漫长的等待让座椅区充斥着不安及小声的讨论。
一对从新疆坐飞机赶来的夫妇，更是忍不住上前催问刘主任什么时候能过来？护士和保安只能宽慰道：“还在手术中。但是今天肯定会出门诊的，请大家再耐心等一下。”
此时，从早上八点开始手术的刘丕楠，已经在手术台前站了整整8个小时。
接近下午五点的时候，喇叭里传来了好消息。“刘主任手术结束了，挂今天号的患者可以进来了。”人群一阵骚动，一窝蜂似的涌入特需门诊的第一道门。
此刻，距离见到刘丕楠还有两道门和半个小时的等待。“能看上（病）就好，能看上就好，没关系。” 人群中的一位中年妇女说道，其余的病人则附和者众。
所以，当刘丕楠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像一位明星般迅速被人群包围，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刚做完手术的刘丕楠显然有点疲惫，9个小时，对身体和精神都是极大的消耗。他一边解答问题一边往里走，步速极快，语速也不慢，“谢谢大家体谅我！我们按照顺序叫号一个一个来吧！” 说完径直走进特需门诊室。
医生与病人的问诊过程，其实是一面镜子，会折射出他性情中最本真的一面。刘丕楠与病人的交流方法，自成体系。从看片子，到询问病情，他果敢而迅速，令人信服。碰到困难的病症，他略为思索，并无犹豫，直接跟病人说明情况，话语里是不容置疑的自信。他对自己的专业所及不遑多让，而与此无关的问题，他亦能巧妙婉转地回答，不让病人感觉到冰冷及生硬。
有位听神经瘤的患者由于出现了头晕、走路不稳及听力受损等症状，片子显示肿瘤较大已经压迫到神经，刘丕楠沉吟一会儿告知病人：“做手术吧”。随后将流程讲给病人，“先进行术前检查，接着开住院证，这些都办完之后就回去等电话吧”。
由于神外病区床位有限，通常要做手术的患者都须等上个十天半月，时间长的一两个月甚至三五个月也是有的。诸如这些事项，刘丕楠均会耐心与病人讲说清楚，让大家都做到心里有数。关于等床位这些他爱莫能助的事情，也俱都透明以示，并不相瞒。
20余年的从业经历，使得他非常懂得怎样与病人沟通，在不同的患者之间应对自如，从容不迫。这份真实，这份多年来经验沉淀而生的坦然，让带着各种情绪进来的病人也在一份安宁中看到自己的真实情况，对未来的治疗产生信心。
特需门诊一直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护士悄然端来了一盘苏打饼干和一扎橙汁，由于病人接踵而至，他只好在间隙喝点橙汁、吃块饼干。整个门诊过程他依然保持着较好的状态，只是长时间不间断的工作，面上仍旧显示出了一些疲倦。
其间，有位病人直言不讳：“刘主任，您看起来气色不大好。”也许只是随意一说，但听者有意，他上了心。等病人离开后，他忙不迭地拿起手机调到自拍模式，看看自己的脸色，自言自语道：“嗯，确实是气色不大好呢。”
后来，我问起他怎会如此在意这件事，他依然郑重其事：“那当然啦，医生就应当保持好状态、好气色、好心情，给自己信心也给病人信心，挂在脸上的负面状态会给病人造成影响。”
能在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中，在意自己的面貌与情绪对病人的影响，证明刘丕楠是一个追求完美、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他一年的手术量有500~800台，除了普通常规性手术外，他坦言最喜欢做的有三类，第一，技术上困难有挑战性的；第二，背景复杂折磨人的；第三，没人愿意碰的。他表示这样的手术成功后获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非个中人不能体会，那种兴奋和紧张，忐忑与思量，实在激发斗志。他说这话时，语气中都跳跃着一种能量。
周四那天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就是其中之一，他介绍道：
患者是位16岁的孩子，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得的是遗传性的2型神经纤维瘤，病灶散布于脑子和脊髓交接处，手术要求非常的精细且危险系数很高。他叹了口气：“像这种病人如果不及时治疗，有50%的可能全身都要长肿瘤，但即便是我们现在做了，由于肿瘤压迫到呼吸中枢和运动中枢，这孩子也有可能四肢瘫痪，至少双腿很难再保住。”
他话里有惋惜不忍但也随即透露出欣慰：“手术很成功，切除的也很完全，没有残留。” 一般这种手术之后，心里都很难即刻释怀，“在没有得到护士的准确回复，明确告知术后病人的情况前，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只有护士打电话说病人情况良好，我才能安心。”
在他看来，外科大夫做一台手术就是拿起手术刀的那几个小时，但对病人而言，不吝于从地狱到天堂，“所以，我们术后会观察病人的表情是平静还是忧愁，看其精神状态是否良好。”
医者仁术，悲天悯人。
这也许与他平时所读的书有着莫大关系。
身为一名外科大夫，医者之外，他业余时间看的书涵纳了历史和文学，从春秋到民国，他连缀成线，从苏轼到余秋雨，他侃侃而谈。
“我喜欢看历史和文学之类的书，文史不分家，一则陶冶情操，二则于行医处世都是好的，书籍自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美好。”他举例说，自己于中国通史都大略所观，很有意思，他自言自己并非只喜欢某一段历史，而是更愿意宏观的去把握去看，在时间的长河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文学呢，则尤好读余秋雨，《文化苦旅》、《中国文脉》等，几乎全已看遍，他摘出一段讲苏轼，“自古文人学而优则仕，东坡于仕途上不得意，倒也有些政治建树，杭州的苏堤是他所修；他一生坎坷，多遭贬谪，然诗词文章却是极好，又有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如朝云之流者解愁烦，这辈子大约值得了。”
他赞赏之余也不无唏嘘，人生难两全，明达者权衡利弊择优从之。文史之事是业余所好，但也在陶冶情操之余，对自己的专业、事业有所借鉴，更对如何让悬壶济世的经验承前启后，有了更多的明悟。
昆曲《千钟禄》
【倾杯玉芙蓉】曲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
刘丕楠亦有此雄心，“天坛神外薪火相传，从王忠诚院士到我们这一代，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天坛神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离不开前辈的努力开创，然而更需要有后人的接力传承。
刘丕楠在谈到王忠诚院士时，不掩叹服敬佩之色，“时势造英雄，他们那代人是跟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包括王院士曾参加了抗美援朝，他们的实践历程非常艰苦且恐怖，拿死人的头骨做实验，是多么简陋困苦。但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了，我们可能无法感同身受，现在想来也唯有由衷佩服。那时候，中国尚未有自己的神经外科，很多病根本看不了”。
说起神经外科的奠基人，他对赵以成博士也颇为推崇，其中特别提及，1938年，赵以成获得洛克斐勒奖学金。同年12月，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世界最杰出的神经外科机构之一）为访问学者，在神经外科专家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神经外科。
没有这些优秀伟大的专家学者铺路摸索，如今的中国神外亦不会有此辉煌发展。
他感慨亦振奋，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浪潮，让新一批的神外专家得以有用武之地。例如曾担任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副院长的赵继宗院士，1990年被派往美国休斯顿医疗中心进修神经外科1年，次年转到美国Henry Ford医院神经外科，进修脑血管病的手术治疗以及显微神经外科。前辈们完成国家使命，将最精尖的技艺带回祖国，也让中国的神外事业达到了较高水平。
“ 相比国际医疗水平，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优势，又必须弥补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不断学习完善，方能更上一层楼。”
刘丕楠表示，打开国门后，既要遵循国际准则，又要在技术上医生风范上有自己的特色，诸如行医方式、民族性、文化沉淀等方面，发挥体验病源优势及面对病人的真切体会。
他说：
“ 要推动国内神外医学领域发展水平，需要配给足够的医护人员，大力增强科研力量，但是这些方面会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智力或者努力不够，而是结构和体制的掣肘。同时一味意淫其他发达国家的医疗条件及学术成果没有任何意义，诸如美国三巨头医院，其医护人员多达几千人，我们与国外医疗机构相比在编制及科研经费都相差甚远，捉襟见肘，遑论其他。”
对他而言，天坛神外如今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口碑，依靠的就是自身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以及对未来优秀人才的不断培养。
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有志士仁人开路，后有少年砥砺前行，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刘丕楠也不忘提拔后辈，共辟新程。
在人才培养上，刘丕楠建议选优质学科，明确医生的位置，发展高水平的治疗模式，并且要有好的价值观引导其成为有用的人才。他说：“ 我自己带学生有两个门槛，一是（手术）技术，二是（行医）理念。技术过关是必须的，要求理念是为病人着想。我其实是不喜欢炫技的，那些仗着自己技术好，说什么‘今天哥们跟你玩一漂亮的’，这种心态最要不得，我一般不会让这样的学生上手术台。而那些对病情了解通透，能设计较为完善的治疗方案，在术后恢复阶段又能有一个很好把控的学生，我最喜欢。你不会的拿不准的我可以教你，但你若是一开始理念就错了，之后很难再改正。”
而对于中国神经外科未来发展走向，刘丕楠也有自己的思考。鉴于神经科学评定“不确定性”更强，对大脑的认知仍不完全，他认为恶性肿瘤除却手术、放疗、化疗等手段外，可以将中医中药的理念加入到西医治疗中，挖掘其稳定固本之源。逐渐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方式。
谈到未来，他意味深长地说：
“ 中国神外中西医结合之路道阻且长，期待能有学贯中西之人共同努力走出一条光明平坦大道。”
很难用只言片语描述刘丕楠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绝非一个优秀外科医生那么简单。只是看他的履历，就能感受到他的不凡。
1990年，刘丕楠从哈医大毕业，凑巧的是，他的父亲早年也出自这所院校，颇有些上阵父子兵的意味。留院工作15年后，他从一名普通外科医生成长为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神经外科九病区主任。在旁听出诊的数天中，他在疲惫之余，偶尔也会开个玩笑，来段小幽默调解沉闷的气氛；手术中，他也会在忙碌之后与身边的医护人员聊聊春秋战国之事，讲讲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亦会问起，河南之地可曾是楚国，叹息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如此不一而足。
一位外科大夫，做手术和讲历史亦能相得益彰，实在罕见；而能以史鉴今，修仁心之术，更令人钦佩。
医生档案
刘丕楠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
神经外科九病区主任
北京市卫生系统学科带头人
兵器谱认证
内镜经鼻微创切除垂体瘤、脊索瘤等鞍区病变。
微创手术切除脑膜瘤、听神经瘤、胶质瘤、神经鞘瘤、颅咽管瘤、神经纤维瘤。
微创治疗各种疑难脑脊液鼻漏、脑脊液耳漏。
微创切除颅底肿瘤、颅眶肿瘤。
颅底及颅腔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
其它神外疾病以及神经外科和耳鼻咽喉科交界疾病。
1型、2型神经纤维瘤病的综合治疗。
出诊时间
周四下午（特需门诊）
简介
1990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1996年获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咽喉科硕士专业学位，师从我国著名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教授。1999年获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博士专业学位，师从我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教授。
毕业后留院工作，现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神经外科九病区主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神经重建室主任。兼任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编委、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抗癌协会委员等工作。发表国内外论文50余篇，参与编写专著3部，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贰等奖1项，北京市科技进步奖2项，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获优秀论文奖2次。
刘丕楠教授长期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工作，成功实施了4000余例神经外科手术，尤其在垂体瘤、听神经瘤、神经纤维瘤病、髓母细胞瘤等疾病的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肿瘤全切率、死亡率和神经功能保护等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率先在国内开展神经内镜手术技术来治疗神经外科疾病，现已完成在内镜下手术近2000例。神经内镜技术是"微创神经外科"理念的突出代表，具有创伤小、安全度高、恢复快和费用低等优点。刘丕楠教授在垂体瘤、脊索瘤及其它鞍区、斜坡、颅底肿瘤；内镜下经鼻腔脑脊液鼻漏修补、脑膜脑膨出修补、视神经减压等手术技术上总结出了自己独到的经验。擅长神经外科常见肿瘤（脑膜瘤、胶质瘤等）的微创治疗，以及各种疑难颅底肿瘤以及颅内外沟通性肿瘤的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尤其擅长听神经瘤的手术治疗，肿瘤全切率高，患者术后听神经功能保存较完好，听力保留率高。在髓母细胞瘤的治疗上强调了个体化治疗观念，手术治愈率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诊治神经纤维瘤病的医疗和科研团队，并与国外多家医疗、科研机构如：美国麻省总院（MGH，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约翰·霍普金斯医院（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 等保持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多次参加国际CTF会议。为国内神经纤维瘤病的患者提供了最先进的综合治疗方案，在国内神经纤维瘤病的临床和科研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