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张小小的床儿，在近200平米的天蓝色房间里依次排开，每张床的小主人，都刚刚经历了心脏的大修。但是不像其他脏器的术后都有一个休养时间，这些先心病患儿的小心脏，必须第一时间带着手术的创伤重新起航，承担它与生俱来的功能——推动血液流动，向机体供氧和营养物质，并带走代谢的产物。

而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重症监护室的贺彦主任和她的医护同伴们，每时每刻的工作，就是尽心尽力为这些弱小的心脏保驾护航。

采访这天，早上九点钟我跟随贺彦进入了监护室，豁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沸腾的景像，真实鲜活——监测仪器的滴滴声、呼吸机的“啪啪”声、护士的呼叫声、婴儿的哭闹声、医生们的讨论声在我耳边此起彼伏、还有——就是我身旁贺彦冷静沉稳的指挥声。

“13床，胸片可疑胸腔积液，拿床旁超声仪看一下。”

“5床深静脉通路置管时间超过两周,今天需要更换。”

“20床孩子术后三天了还在发烧,给他加作一个降钙素原的检测。””

“11床整蛋白奶粉不能消化,改为预消化肽类配方，请一线医生把热卡计算一下，加开一组静脉营养！”

“26床的心肌质量指数单子放在疑难病例讨论本儿里了。”

贺彦每天早上8点到9点之间，先要到四楼和外科的医生交接班，仔细地了解哪些小病号会转走，新进来的小病号手术中的大致情况，有哪些重症的小病号需要特别关注，再根据转走的病人情况和即将来接手术的病人情况安排协调床位。

协调完床位以后，贺彦就要赶紧投入巡查病床的工作中。“监护室医生查房，需要在每一张病床旁修改医嘱。监护室里每个小病号的身体状况和生命指征都是随时变化的，医生要做的，就是要不间断地观察和记录病人的生命体征,结合监护仪提供的数据和各项化验检查结果,随时调整治疗方案、修改医嘱。”贺彦领着我，一边指着正在查房的医护，一边对我说，“大部分手术后24小时内的病人都需要格外细致地关注，每隔2-3个小时，就要跟进一下。”

贺彦需要对每个小病号给出治疗建议。虽然所有的小病号都是先心病术后，但是不同术前状态、不同病种、不同手术方式的选择使得术后心功能状态差异很大，所以治疗方案也需要个体化设计。同样一个低血压的异常症状，但是引起症状的原因在小儿先心病的术后可能有着更多复杂的因素：是监护仪器的误差？是心脏畸形本身的问题？是手术的改变不能耐受，是手术的创伤太过严重？是需要调整血管内容量、还是血管张力？是需要利尿还是需要扩容？这就需要贺彦和她的二线医生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对症下药。这也是监护室工作中最考验贺彦的地方，需要深厚的医学基础——儿科诊疗经验、心脏外科相关知识、重症医学的专业知识和抢救能力。

这样的巡查病床常规需要一天早上、中午、下午三轮，但就像贺彦向我说的——小孩子不会表达，病情变化迅速而隐匿，对于术后早期或者症状危重的小病人，可能每隔2-3个小时就要跟进一遍，及时调整治疗。一些危重的病人，贺彦常常要和二线大夫一起坐在床旁不停地调血容量、血管活性药。再比如这天的17床病人，法洛氏四联症，说轻不轻、说重不重，开了医嘱之后，仍然需要隔几个小时做一个床旁超声检查，除外心包积液、胸部积水、腹水等，还有末梢凉不凉、呼吸机参数是否需要调整、需不需要利尿等。

跟访中，我们不停地被汇报紧急变化情况的医护们打断，向贺彦征求医嘱的修改意见。每天十几个护士当班，每人专门围绕着两三张床“盯”仪器指数、进行各种护理操作。两三个一线医生忙着进行各种床旁检查、和有创操作。二线医生和贺彦一起，一轮一轮巡查，深入准确地分析病情变化，给出治疗指导意见，把握治疗走向。陈焱，是这天当班的二线医生，也是贺彦得力的助手，她责任心强，医疗技术水平过硬，她们时而一起埋头观察患儿体征，时而一起研究监护仪上的数据，时而一起翻看医学资料、讨论治疗方案，时而分头巡查需要特殊关注的小病号，我能感受到她们长期合作形成的默契。

这就是贺彦一直热爱着的地方，跟着她走在这热火朝天的监护室里，我的心里分明已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小患儿的心脏此时更像是表面看似平静、实际却潜藏着各种未知和危机的海水，而贺彦和她的医护们就像是燃烧着“爱”能的熊熊火焰，守护着、温暖着一颗颗正在恢复的小心脏！

“我很享受这个工作本身给我带来的挑战和快乐！”在贺彦心里，这就是她一往情深的地方！

说起贺彦与监护室“一往情深”的故事，还要追溯到她很小的时候，常陪奶奶去医院，那时觉得医生和护士阿姨特别美丽，从那时起，贺彦对医务工作有了特殊的情结。考大学时，选择了医学专业。进入大学以后，在第一讲“外科总论”的课堂上，贺彦对“心肺复苏”的内容“一见钟情”，一下就喜欢上了ICU专业，“从死亡线上把病人挽救回来，这才是医生的感觉！”贺彦回忆着笑起来，灿烂、爽朗。

后来的贺彦，情知所起，且一往而深，考上“ICU”专业的研究生。再以后，如愿以偿地从事了危重症专业工作。

2011年，贺彦跟着导师刘迎龙来到安贞小儿心脏中心，开始了科室的建设工作。当时监护室只有8张床，贺彦来的第二年，就增加到了24张，直到今天的32张病床。当年人手少，年资高的医生更是少之又少，很多治疗观念不统一。贺彦和陈焱等高年资医师一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下扎扎实实的临床经验。经过不断学习思考，深入探讨和反复修改，一整套科室工作流程和诊疗常规在摸索中逐渐成型。同时，培养起了一批具有丰富监护室工作经验的年轻医生。这是贺彦在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监护领域的开创和贡献，呈现着一位开路人的创造和拓展的勇气和力量。当年，贺彦也只是刚过而立之年。

从压力中贺彦更多享受到的是挑战的乐趣和治愈病人之后的莫大幸福。近一两年来，小儿心脏外科的总体死亡率已经降至2%以下，监护室作为小儿先心病治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每次参加科室里“死亡讨论会”，贺彦都和外科医生一起寻找病例的各种层面的因素，从术后的角度逆推外科手术的欠缺、反思监护室工作有待改进的问题。“只有各个环节都做到位了，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般来说，术前占一部分，外科手术占一部分，术后监护占一部分，哪一个环节都不能被忽视，这就像水桶理论，决定一个水桶的容水量，是最短的那根木板。我们的努力目标是不做最短的那一根！”贺彦说。又一次的爽朗大笑，灿烂如孩子。这就是贺彦，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会在承受极限中不断超越”！

采访中，贺彦不断地向我强调，监护室的工作就像“跑接力赛”，需要一棒接一棒的传递，每一棒都跑好了，病人就顺利恢复了。某一环节掉链子，整个的工作都会受影响。一个团队、一个科室，就像一支球队，高水平的发挥需要的是每一个成员都技术过硬，而且配合默契。因此，大家一起学教材，查文献，开讨论会。因为学科交叉性特别强，所以没有太多前人的积累。

这条路，贺彦一直在和她的团队不断地向前开创的。“监护室的工作的最高境界是，能知道这个病人下一步的走向，能有一个准确的预判，在症状蔓延到错误的道路上之前，能及时地把它拽回来。而这些，之前的教材、课本里，其实都很少。需要我们不停地积累和总结临床。”

相对其他专业，这是一个年轻的科室，这里的姑娘们聪明，热情，有朝气，有责任心。当初是我带领她们深入走进这个专业，现在他们和我一样热爱这里，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她们也鼓舞着我，是我前进的动力。

“人生要一直保持着理性是多么不容易！”贺彦的这番感慨来自她一直不断的挣扎。本来医患应该讲究如何更好地沟通交流。而多年从事监护室工作的贺彦却有着另一种感受。“我有时会被家属的感情更多地感染，一不小心失去理性准确的判断，治疗更容易激进，直接导致的，可能是，病人病情的反复，有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实很多时候，对于病情稳定的患儿，我们不需要和家长沟通太多；如果我们必须要找家长沟通了，一般都是比较危重的情况了。”贺彦有点失落。“病人太多，周转太快，监护室的医生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每一个病人家属做充分细致的交流，有时部分家长由于缺乏必要的心脏外科知识，对不能理解的病情产生过度的焦虑或盲目的乐观，，这些都会是引起监护室医患之间矛盾的隐患。

而这么多年来，让贺彦揪心的医患沟通中，除了术后症状极危重的患儿，还有就是那些让贺彦和所有医护“欲救不能、欲舍不忍”的患儿……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出生时就是复杂的心脏畸形，在当地的儿童医院被宣布放弃。在安贞医院做过一次手术，这次来做第二次手术，手术后反复呼吸困难，呼吸机依赖，先后又做了膈肌手术和体肺循环侧枝封堵手术。带着呼吸机的时候，他写纸条给阿姨，“我热，我冷，谢谢阿姨，”，能坐起来的时候，他最喜欢的游戏是玩IPAD。在一次次的治疗和抢救后，一次次的手术和气管插管呼吸机治疗后，孩子的生命力出乎意料地顽强复活了，终于在一个月后，转出了重症监护室。但这样美好的奇迹并未延续，。一次感冒合并消化道感染，孩子高烧、拉肚子，又一次陷入呼吸困难，低血压状态。这次抢救，孩子虽然被复苏了，但是心率、血压都不稳定，又需要重新应用大剂量的药物和呼吸机维持，。家长最终决定，不抢救了！

和孩子已经有了感情的护士们，听了这话，默默地走到一边，哭了。

贺彦说：“我心里纠结得厉害的，就是这类病人，欲救不能，欲舍不忍。国外医疗条件好，病人可以将医疗条件带回家。我国目前的医疗资源还不允许这样做！”尤其是一些能和医护人员沟通的小病人，在治疗护理中都会和医护人员结下比较深的感情，会更加的不舍。

众所周知，监护室花费高，贺彦在调配医嘱方案时，会尽量帮家长省一点。但贺彦也总不忘提醒“总想给家长省点钱”的外科大夫——钱要花在前头，你不舍得花钱，后面可能遇到的问题更多。

贺彦的这种细心周到，在我跟访她的工作时，也深有体会。她一边不耽误诊治患儿，一边不忘时时向我解说——

“这是个做了两次手术的小患儿，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间，所以第一次手术是要把他的心脏功能训练一下，特意增加他的心脏负担，所以当时要精心关注他的体循环和肺循环的相互关系。现在做完根治手术了，治疗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这个患儿目前看，心脏功能是满意的，全身的状态也还是不错的。但你看这里，”贺彦指着呼吸仪器上的数字给我看，“表示孩子的肺里还有痰，这个就需要我们调整一下，还要再用吸痰器先把痰吸出来，气道压要降到15、16才能达到拔管的要求。”……”

“你看这个患儿的心率，相对他的年龄和病种就太快了，说明心功能还是不够理想。”

近日，北京阜外医院的麻醉科医生昌克勤在手术室的工作中突然脑干出血进入ICU病房仍在抢救的事情，对贺彦触动很大！“我之前在阜外工作的几年，和昌克勤是很好的同事，后来在一些研究项目上也有合作，慢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的事儿，我很难过。”

和当年奋不顾身的投入相比的，现在的贺彦更多寻求着工作和生活的理性平衡。“人生那么漫长，我想，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状态还是比较重要的！”

每天面对生死和无常，多年来贺彦和她的医护们还是需要不断地调整情绪。一般休息假日，贺彦会尽量避开感伤的、悲剧性影视节目，多看喜剧，每周末和女儿一起去游泳，和家人一起充分体会生活的温馨和乐趣，这样的调整能帮贺彦消除一周工作下来的疲乏劳累感，保证下一周的精神振奋。

现在的贺彦也已经不像最开始那样每周末都来监看病人，一方面，她对自己一手培养的一线医护同事们已经有了充分的信任，另一方面想放手让他们干。“她们现在汇报的情况也已经比较准确，大家治疗病人也越来越有默契了。”

不过，监护室的情况是最难以预料的。周末、半夜，贺彦经常要接听临时电话，讨论病人症状的变化、当下最合适的治疗方法，有时情况过于紧急，贺彦会亲自赶上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来监护室坐镇。

“我希望的是继续热爱我的职业，热爱我的家人和朋友，有一个我自己满意的人生。”贺彦说。

医生档案

贺彦

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副主任

擅 长

心脏儿科监护室临床监护

兵器谱认证

心脏儿科监护室临床监护

门诊

无

简 介

1991年毕业于沈阳市第二中学。1996年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毕业。1996-1999年在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监护室工作。1999-2002年就读于首都医科大学，师从陈贤楠教授，在北京儿童医院小儿ICU从事“呼吸机对循环的影响”研究工作，毕业后获得小儿ICU专业硕士学位。2002-2010年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儿科监护室工作，对“先心病相关重症感染各种并发症”有深入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同期师从刘迎龙教授，从事“肺动脉高压”相关研究，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及副主任医师资格。2011年到安贞医院工作，任小儿心脏外科副主任，主要负责安贞医院心脏儿科监护室的临床和管理工作。完善了科室建设，将儿科心脏重症监护室从8张扩展到32张床位，每年收治病儿2000余例。摸索出了一整套危重症先心病患儿的治疗常规，建设了一支团结严谨充满朝气和战斗力的儿科重症医学队伍。临床上开展了“儿童无创双气道正压通气”、“婴幼儿PICCO”、“婴幼儿高频振荡通气”等新技术。在此期间进一步开展先心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的工作，尤其对“先心病术后早期重症肺动脉高压血流动力学评价和治疗”方面有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