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如约早上7点在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科病房见面时，他问我，吃早餐没，我说没吃，他说“我也没吃”。第二天，再如约早上7点在北大人民医院清河院区见面时，我吃了早餐顺便给他带了一份，他有些惊讶，然后泡了一杯咖啡欣然吃着。王昱医生很奇怪地对我说，他竟然吃早餐了。

我才知道，他平时不吃早餐的。

第一天中午，他对张晓辉医生说，你多订一份餐，小戴和你们一起吃。吃饭时，他在办公室没出来。第二天在清河院区查完房，王昱低声约我，中午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结束上午的工作，他掏出饭卡说：走，请你去食堂吃饭。

我也才知道，他平时连午餐都一般不吃。

这位经常一天只正经吃一顿饭的“铁人”就是黄晓军，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带领队伍开创了闻名于世界血液病领域的“北京模式”——单倍型（半相合）骨髓移植技术体系。

采访数日来，他所有工作流程都对我开放，查房、会议、讨论，甚至生气，都毫不刻意也毫不掩饰。这是一位极有个性、领导力的人，他能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全局，也能走到每一张病床前去治愈和安慰。

他的查房充满智慧，融合了他对整个学科的大局观，他对医生职业生涯的理解，他的方法论，甚至他的人生智慧。几天里，我能感受到这位带领一支250多人医护研队伍的科室主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发自骨子里的血性、自信、倔强、坚韧、骄傲和谦卑。

门诊一开诊，患者会蜂拥而上要求加号，黄晓军会大声说“出去”，不留余地。但门诊快结束时，他看一下时间，叫助手给等在门外的病人加几个号。

他说，只能简单干脆地说“出去”，否则病人会拿出各种理由扯半天，我宁愿用这些无谓耽误的时间多看几个病人。

周一下午，一对30来岁的年轻男女来到黄晓军门诊，女人斯文清秀，一进来突然跪地泣不成声。黄晓军有点意外，但表情严肃，说：坐起来，不要随便给人下跪，这会给别人压力。然后对边上一直没出声但看起来很平静的男人说：你是病人吧，你来讲，她只会哭，讲不清楚，我怎么帮你们。

这是一对小夫妻，5月丈夫查出白血病，做了两个疗程化疗缓解，按规定要赶紧做骨髓移植，但一直没床住不进医院，复发了。了解完病情后，黄晓军说：去找大夫，住进来，如果还能缓解，我们尽量给你做移植。

女人对黄晓军说：您能给大夫打个电话吗，这一个月，我们一直在打电话都说没床位。

黄晓军说：“我不能给大夫打电话，我不能干涉大夫的工作。”无论女人怎么请求，黄晓军都坚持说不能打电话，要他们自己去找大夫。

这对夫妻出门，黄晓军对助手说：先别叫下一个病人，把门关上。然后拿起桌上的手机，拨通电话，平静地把刚才这个病人的情况说了一遍。

几番对话后，他已经有些生气，但仍平静地说：我对病人说不能给你打电话干涉你的工作，但你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什么叫把病人当亲人，不是说你要对着他笑就是亲人，瞎掰！你对自己的亲人也不可能天天笑。但病人，你该帮他就要帮他，到点了，凭什么不给他们解决问题。不要把病人浪费了，这是定点的治疗的问题，要么就是你不热爱你的工作，不热爱你的病人，要么就是你水平太差！

随后，他正在接诊别的病人，门突然被轻轻推开，刚才那个年轻女子在门口深深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然后离开了。

其实在当天一早，在病房，还有另一位病人家属也用这种方式来向黄晓军表达强烈的求生意愿。这样的情景，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每次他都说：你这样做会给别人压力，我们大家都在努力。

他说的“尽力”也绝不是一种应付。

一位亡者的家属返回医院去办理善后手续时，看到黄晓军还在病房里看死者的病案。这位家属当时非常惊讶：“人已经不在了，你怎么还在忙呢？”黄晓军对她说：“我再琢磨琢磨这个病例。我就是要琢磨明白，那样才对得起以后的患者。”

每周一到周五，黄晓军会在人民医院本部、海淀院区、白塔寺院区等几处轮着跑，查房、门诊。多年来，每天清晨7时30分前，他都会按时出现在病房，把仓内仓外的病人一个个看一遍。

尽管他说：“像我这样天天在临床的主任其实没有太多道理。”但这个习惯十几年来，从住院医生到科主任，再到担任血液学研究所所长，一直坚持着。

早上7点半，我跟他到了13层病房，等了一会儿，主治医生莫晓东急匆匆赶来了，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病房转。我们刚从第一个病房出来，走廊上瞬间出现了很多大夫，二十来人，浩浩荡荡。每看完一间病房，黄晓军都会关起门来，在走廊上开始“挑战”病人的主管大夫。

移植后病人腹泻，他挑战主管大夫“为什么你脑子里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加激素？”管病人要掌握可控原则，要问自己，病人会死吗，如果不会死，上紧急措施就是没道理的。

教学查房更甚，黄晓军的提问随时临到，谁也躲不过去，尤其是谁思想一溜号，保准会被抓住回答问题。

医生们汇报病情时，黄晓军常常反问：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证明？有时候会直接打断对方：“这3点不要讲了，直接讲有什么问题。”批评起人不留面子。

他说：“中国的医学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批评性思维，当我挑战你们的时候，你们觉得我在挑战你们个人，其实我只是在挑战这个事。”

“很多人说他狂傲，那是不了解他。他就是个很直的人，脑子里事情太多，没时间绕弯子。”医生如是说。

一位病人家属去办公室找黄晓军“反映”情况，认为医生用药有问题导致病人发烧而一直进不了仓。黄晓军听出了家属对主管大夫的不信任，毫不客气地说：“难道我医生的水平还不如你吗？病人的实际情况比你想像复杂得多，你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如果一直这么想，我不敢帮你也不能帮你。”

黄晓军告诉我，必须把这样的家属“骂”回来，掰不回来的话，这种嘴上说信任、骨子里却不信任的情况，谁也不敢为他们去冒险。

在查房中讨论这个病例时，医生们也有“吐槽”。尽管如此，黄晓军说，“信任问题是社会性的问题，我今天只希望你们从纯技术的方面说，我们能不能给不可能做成的事造出一个机会来？

黄晓军告诉我，病人总会觉得，只有亲人重视，可医生怎么会不重视？“我一直说，病人是你的孩子你的亲人，而对医生来说，病人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一辈子都消耗在这上面。我们从25岁到65岁，整整40年的职业生涯，一辈子最重要的生命时光都在做这件事，我怎么会不重视，我会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吗？只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关注的方向不一样。就像对孩子，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爱是不一样的。”他说。

当然，“医生不是神。”黄晓军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名医，就是别人有80%的把握，我有81%的把握。”

黄晓军的最初的几例单倍型是被病人逼着做的，如今，他要“逼”着年轻大夫去探索，

从2000年开始，黄晓军开始探索新的技术体系进行HLA不合/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非要试一试，我和病人就说，我没做过，前三例都是移植后复发的病人。”

头一两年，一切都在探索中，黄晓军很谨慎，小心翼翼。一般每半年才做一例，做完之后不断观察效果。“不做移植，患者病得那么重，肯定活不过3个月；做了移植，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结果让黄晓军和他的同事很是惊喜，完成HLA不合/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几个高危患者多半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康复出院。“本来是没有希望的，最初5例患者中竟活下来3例，第一例活了8年，最后去世也不是因为白血病。”他说。

如果有成熟的路走，哪个医生也不会愿意去冒险。但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如果不做，永远不会有活的。

他说，病人无外乎两个要求，治好和不冒风险。治好，有时候你把自己全搭进去也未必能治好；不冒风险，你就会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变成白塔寺人民医院，变成一个区级医院、街道医院。

“7年前，我在圣彼得堡做报告，当时我们的单倍型还饱受病诟，大家不信，当时一个老外说，你们这个结果这么不好，凭什么，美国都没有做的。我也不客气地说，如果不按我说的做，你永远也做不好。”

他对年轻大夫说：我告诉你要前行。

他也带着年轻大夫一起前行。

“我们想找他肯定能找到。黄主任周一到周五保证在北京。而且只要问他，答复从来不会模棱两可，都是他承担全部的责任和风险。病人重了他恨不得比我们看得还勤。这样我们下面人干活就比较踏实。”王昱大夫说。

2014年黄晓军教授在欧洲骨髓移植年会大会报告

骨髓移植，毫无争议地成为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的王牌，再上世界首创的单倍型，这里已经成为国际上最大的5个移植中心之一。

但在黄晓军的设计中，一个真正“国际范儿”的中心绝不能一支独秀。尤其规范化诊治，规范化治疗需要以规范化诊断为基础。为了达到理想中的规范，黄晓军建立了国内高水平血液系统恶性疾病规范化诊断平台。

作为一个管理者，黄晓军希望，医生们不要挤一根独木桥，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能在血液研究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各有专长，相互补位，这样才不会互相内耗。于是，他根据所里每个人自身的情况和血液研究所的现状，客观地做分析，制定每个人的成才设想。

“考核我作为所长干得好不好，不是看我个人搞得有多好，而要看我是否带出了一个人才群。”作为所长，黄晓军如此诠释自己的责任。

医生档案

黄晓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擅长治疗

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感染和复发等各种移植合并症的诊断和处理

出诊时间

周一、四下午（北大人民医院，特需），周二下午（海淀分院，特需）

兵器谱认证

白血病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骨髓移植

简介

黄晓军，男，1964年生，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学学系主任，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大清华生命中心临床PI。

自1989年开始从事血液病临床及实验研究，在常见血液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感染和复发等各种移植合并症的诊断和处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在真菌感染、移植免疫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是第一个真菌感染治疗指南的执笔者及制定者之一。负责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基金、“985”基金、北京大学211基金、卫生部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和“新世纪人才”等10余项基金。国内外发表论文近300余篇，综述25篇，专著20部。

2005年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006年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06年度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年担任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2008年度获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2008年获“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保罗.杨森药学研究奖”二等奖，2008年被评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8年获中国医师奖；2009年经卫生部推荐项目“成体干细胞生物学特性与规模化制备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1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1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12年获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称号；2013年获欧洲骨髓移植学会颁发的“欧洲骨髓移植圣安东尼成就奖”；2013年获第四届国际恶性血液病大会授予的“全球血液肿瘤学术研究杰出贡献奖”；2013年入选2013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现兼任Asia PacificHematology Consortium（亚太血液联盟）主席，Asian Cellular Therapy Organization（ACTO）候任主席；第九届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Member of the ASH International Members Committee;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卫生部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实验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十三届医学科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第七届血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委委员。

还兼任Annals of Hematology高级编委；BMT和Blood Reviews的EditorialBoard;《中国医学论坛》报血液肿瘤专刊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国真菌学杂志》、《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副主编； Leukemia中文版编委；《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临床血液学杂志》等杂志的编委。